驴友找幸福

《风尚周报》　作者：2可器

小时候看的连环画上，有个《刘糊涂找幸福》的故事。故事说，一个叫刘糊涂的秀才到处找幸福，他逢人就问“幸福在哪儿？”问了好多人也没找着答案，后来问到一个老农，老农说：“后生，我这儿就有幸福，你听我说，准能找着。”

刘糊涂就按老农的指派，翻土插秧、挑担浇水，累得满头大汗最不幸福的时候，老农端上一碗清凉山泉，秀才咕咚咚喝完了，一抹嘴角――“真幸福啊”。

刘糊涂的实战经验表明，幸福不在于你拥有了多少东西，而在于那东西是不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乍现。换句话说，幸福不幸福，取决于你会不会创造需求。

比如说吃吧。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吃出幸福？食不厌精的应酬场合，都成了人生的负担了啊有木有！追求挣更多的钱，去吃更昂贵的餐厅的人，是十足的生活白菜，懂生活的美女不应该嫁这样的人。

如果不算小时候和伙伴们在野地里烤麻雀之类，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之一，大概算是去年在川西理县乡村里那几海碗面条了。

厨房里有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里面翻滚着面条和青菜，农家灶台上一溜大海碗，旁桌摆着四川人家的标准佐料：红油辣椒、酱醋葱姜。抢得第一锅面条的人把脸埋进碗里蠕动着，就像某种耳朵很大的家畜，几乎能听见那满足的哼哼声。

在此之前，我们这行人花了六天时间攀登5527米的雪隆包。这六天里，只有第一天我们吃上了一顿正经饭――高山协作用篝火给我们烧的一锅白菜煮腊肉。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只能吃干粮，因为4K米以上的海拔已经没有植被可以做燃料了，队伍随身携带的气罐只能煮雪水泡方便面和方便米。这么熬了五六天以后，所有人对方便面这种东西已经腻烦到了极点，所以当我们第六天下午返回村里农家时，主人家立即给我们煮了几大锅善解人意的面条。

这顿面条，可算是人世间美味的极品，这不仅是对我来说是这样，而是大家的同感。可是当第二天大家兴致勃勃地赞美这顿面条时，却给我留下一个大遗憾。因为有一个姐姐一边咽着唾沫一边回忆碗里那漂浮的红油和翠绿的葱花后，竟然还提到了猪油！

吃面条加猪油，是四川人吃面条的传统工艺，在缺少油水的年代里，猪油相当于洋人面包上的黄油，和辣椒一样不可或缺。后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后，猪油逐渐从面碗和厨房里淡出，成了儿时的回忆。

可是姐姐说昨天居然还有猪油！我当时就惊呆了！我怎么没发现呢？我问她当真有？她就给我描述在旁边的哪个桌台上，有那么大一罐子，她还舀了两大勺！

本来我已经觉得“此面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尝”了，这么说我还错过了猪油！猪油啊猪油！这事我今天想起来都是一大遗憾，每每吧哒一下嘴皮想，如果那天我也能来上那么两大勺猪油的话···

对于这种刘糊涂找幸福式的享受，驴友们其实都是行家。很多驴友登山时会不辞劳苦背上煮咖啡的装备，图在山顶上热乎乎地来上一杯的超凡享受。最有创意的一次，是翻越碧罗雪山时，大家凑了一千多块钱买了一只活山羊，人们期望着在登上山顶以后，能美美吃上大块的羊肉、喝上浓浓的羊汤。这只可怜的羊啊，跟着我们翻山越岭，好不辛苦，到了山顶的营地，就被直接祭了刀。

但羊肉我们也没吃上，羊汤也没有预想的鲜美，因为4K来米的高海拔地界，水的沸点远不到100摄氏度，羊肉煮熟都难，别说煮软了。大伙累了一天也没有精神老等着，草草地喝了点清汤寡水的羊肉汤，倒头睡了。后来这头半熟羊，送给了向导。

但 翻越下山后，我们喝上了堪与猪油面条齐名的美酒。在碧罗雪山脚下、澜苍江西畔的茨中，因葡萄酒而负盛名。这里的葡萄酒，是农家的生活必需品，自家酿制，大 罐装、用碗喝。葡萄种植和酿酒工艺，都源自于清末的法国传教士。过去一百多年来，葡萄酒与基督教、天主教一样，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那天下午，我们用这种葡萄酒庆祝大家以三天时间成功地翻越碧罗雪山。农家院里散坐着一地的人，大家一边脱了鞋凉着几天没洗过的臭脚丫子，一边开怀畅饮。比起商场里精美的瓶装干红，哥喝的不是葡萄酒，是生态，是文化，是成功翻越的喜悦啊有木有。

正在我们碰杯的时候，一个队友收到一条短信。短信来自与我们同期攀登另一座哈巴雪山的一位驴友。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同行的韩国登山者在哈巴遇难了。他感慨地说，目睹的这场山难让他理解了生命的珍贵，他以后再也不会攀登雪山了。

一年以后，我登上了哈巴雪山。在这座雪山脚下一间简易旅馆的木板墙上，我看到不少登山者留言记念这位韩国人。其情其景，对生命和幸福的理解，真是非同寻常。

幸福在哪里？不是已经拥有多少，不是富可敌国、权倾朝野，也不是我爸是李刚。幸福有赖于理解生命，创造需求。幸福可能就是一碗猪油面条，或是一碗乡村自酿，但你得让它出现在恰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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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户外面临睡觉的考验

《风尚周报》作者：2可器

玩户外吧，吃相对容易解决，你饿了吃神马都香。但是睡觉对于讲究人来说，挑战性比较大。

除非你搭帐蓬，如果投宿的话，几乎必然要面对卫生问题。毛巾水杯这些东西，你可以自己解决，但被子必须面对。你盖的那床被子，很可能睡过N个人没有洗过；即使合衣而卧，围绕在脖子和脸边的被头，如果想想可能被N双臭脚丫子蹬过，也不免恶心。但感染细菌毕竟是太小的概率事件，反正那么多年来我从来没遇见过问题，但因为卫生问题而引来心理抵触，却是个要适应的事。它造成睡眠不好的概率和后果，比细菌严重得多。

有一个办法听着很perfect，就是外出时带上睡袋，把脏被子盖在睡袋上。这样可以一举解决卫生问题和心理问题，但实际上这种睡法很不舒服。在睡袋里直着身子睡没有问题，却不适合曲着腿睡，也不适合豪放地叉着腿睡，因为睡袋是个窄窄的筒子。直溜溜地躺一晚上，真的说不上舒服。

另外一个问题是，睡袋进出不方便，你得钻进钻出，不像被子那样一掀就能下床。当半夜里迷迷糊糊想起夜时，尿还是不尿，真是一件巨纠结的事。

千万别小看一进一出这种简单动作的难度。如果睡在睡袋里，睡袋又是铺在帐蓬里（睡袋和帐蓬难道不是标准搭配吗？），而帐蓬又在海拔4000米以上，那么，进进出出睡袋和帐蓬是个现实的考验。

2011年我们登川西雪隆包时，大家一致感慨，进出一回帐蓬会让人高反啊。因为帐蓬开的口总是很小，人得猫着腰爬进爬出，过程中还要穿鞋脱鞋――进帐蓬时为了脱鞋，得把爬姿状况时那老高的屁股，扭转180度落地，脱掉鞋以后再以屁股为中轴旋转进帐蓬；出帐蓬时，先把鞋穿上，再把屁股送出门崛成最高点，然后头朝下退出来。

这个过程如果发生在高海拔，即使在白天也是件痛苦的事，进一回出一回都会气喘吁吁。如果起夜，还得加上进出睡袋、开合内外帐蓬和浸骨的冷空气，多么艰难可想而知。所以，男驴们就跪在帐蓬门口往外滋，第二天早上帐蓬口雪地上那多出来的黄橙橙的冰块，就是兄弟们干的。第二天大伙交流心得，都遗憾自己家伙什尺寸不够，滋的时候使劲舔着肚子往外伸非常不便。后来几天，我采取的办法是往一个矿泉水瓶子里瞄准。这样不用在雪山之夜开合帐蓬忍受暴冷，还可以把暖暖的尿瓶子放进睡袋楼着。但相反的问题是，老遗憾家伙什的尺寸又太大，瓶口太小，瞄起来很小心谨慎，屏住呼吸，颇不容易。

抱着热乎乎的尿瓶子睡觉，是我从那套著名的户外节目《极限生存》里学来的热量保存术，所谓自屎不臭，不怕的。但伴随着别人的老尿味入睡就另说了。2008年，在西藏林芝地区一个叫排龙藏族门巴族自治乡的小旅馆里，一股又一股的老尿味整夜都窜进我的鼻子里，象飘忽的幽灵，判断不清它来自何方。这间小屋里有四五张铺，我睡在靠墙角的一张，一侧漏风的木板墙，用编织带包着，床褥是又厚又重的老棉花被子。我搜遍了床角并没发现尿罐子之类的东西，老棉被子虽不干净，但散发尿味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我纳闷为什么只有我这张床铺上才能闻见那神秘的尿味？

謎底是第二天早上揭开的。当时我坐在马路边晒太阳。发现一个当地汉子沿着路边走过来，然后闪身进了隔壁那个废弃的卫生所，一泡尿功夫，他一边掖着裤带一边走出来继续赶路。

我从椅子上弹起来赶过去一瞧，尼玛呀，这个卫生院的院角简直就是个卫生间嘛！在这个峡谷和马路边，它的半遮蔽感特别适合尿上一泡，要命的是，这个院角与我的床铺原来只隔着那个漏风的木板墙。老尿味借助一阵轻风，就能穿过木缝和编织带灌满我的鼻子。

睡的最难受的一回，应该算在碧罗雪山上睡牧民的木屋。这里海拔4K米左右，半夜下起小雨，估计气温在零下十几度。小屋子的一面“墙”是一个大树根，旁边有个大洞，我们在屋里生起一堆火，八个人围着火堆躺了一圈。

屋子漏风的地方太多，所以虽然篝火吞噬着氧气，却可以保证鼻子的合理需求，但代价是无法保温，睡觉时肉身就冰火两重天了――向火的一面，被烤得火烫，背火的一面，冰凉彻骨。所以人就得像烤羊肉串一样，当一面太烫了或者另一面太凉了，就翻个身，等会儿再翻回来。那一晚上，翻了怕有几百次，那股难受劲啊。

不过还有更难受的。睡到下半夜的时候，一头给我们驮东西的驴，实在受不了冻，居然就从那个树洞里挤进了屋子。屋里一下子人喊驴叫，炸了锅。几个向导汉子连骂带打，把这头可怜的驴又赶了出去。要不然人在嗑头饶命的时候怎么说“下辈子给您当驴做马” 呢，驴的生活质量，真是想着都蛋疼。

玩户外现在是件很潮的事，前年有杂志说全国玩家有三千多万，而且还在高速增长。近来每到旅游季节，都有驴友事件成为新闻中心。

无数的菜驴向我求教过如何购置装备的问题。本来答案是很容易谷歌到的，但作为一头有8年实战经验的老驴，我说的必须和百度百科里剪刀浆糊下来的不一样，这就叫逼格，装逼就要装出逼格――这也是我要对新生菜驴强调的第一件事。

菜驴怎么才能把自己整出驴子的逼格？

首先，你必须整足了行头，不要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你是初哥。驴子们在路途上是喜欢互相捡来捡去的，以着装取人是通行标准。如果你穿着牛仔裤和跑步鞋，不要被驴友们涵养十足的微笑所欺骗，人家骨子里对你的鄙视是深沉的，相信我，即便有人愿意捡你上路，也是图你能分摊包车费，或者因为人家抱有不离不弃的善良底线。知道这一点很重要。

既然户外有专门的装备，那自然是有道理的，藐视专业的经验，有时候你就会成为笑话的中心。前几年我们在广州拉起一支山寨登山队，十来个人来七八条枪的规模，基本都是初哥初姐。第一次进野山，有个胸毛哥成了永久的笑话主角。因为此人携带了一个带背带的拉竿箱哦，而我们登的是湘粤鄂三省交界的万时山哦，纯野味哦，海拔一千多米哦。这么说吧，胸毛哥此举堪比把内裤当泳裤，把Bra当三点式，该厮光身子SM一般緾着拉竿箱背带的凌乱形象，堪称驴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能看见Bra或三点的不仅仅是海边。某次周末拉练，一个初姐穿件T恤拎个手袋就跟我们上山了。悲催的是，当她的T恤被汗水湿透的时候，就成了透明的，颜色、款式、大小、杯型···，就像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全方位地呈现在你的眼前。人家老公还在旁边，太不堪了，后来妹纸和她老公走着走着就消失在大家的视野里。如今五年过去了，妹纸的脸庞早已模糊，立体主义却还历历在目。

所以做驴友就要把基本装备整全了，否则就是自外，不要秀你的耐克和阿迪，如果你胆敢用上LV，则和裸奔无异。

备齐了行头，只算入了门，对于有经验的人来说，分辨初哥和骨灰级玩家当然不会靠崭新的行头。玩家的资历表现在细节上，比如背囊和登山靴边角的磨损程度。可以这么说，把装备用得越旧的人，是越资深的玩家；新旧搭配的人，起码不是初哥初姐；那种行头崭新一身锃亮的人，呵呵，呵呵呵。

饮具和饮料也能透露一些信息。热爱户外的人，大都追求自然和超脱，所以，骨灰级玩家们的饮料往往是自配的，清水和茶最适宜，可以备一点点盐，耐用水壶是必需装备，像内裤一样穿在身上。那种准备一堆瓶装饮料的人，大抵木有常备饮具，可基本判定为不常玩的人；如果备的饮料是易拉罐的，或全是甜的，那是初哥初姐无疑，你一定会看见TA们深一脚淺一脚地举着荡漾的罐子，喋喋不休地后悔没有准备清水。

最有经验的骨灰们还掌握着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独门秘笈。电影《阿甘正传》里，阿甘在越南战场的指挥官告诫新兵蛋子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保持脚的干燥。脚的长期潮湿是很危险的事，受凉、感冒、起泡在户外都是天大的事。但防水再好的鞋也架不住连日的雨水，所以独门兵器悍然登场了：卫生巾。

卫生巾是超强的吸水大杀器，把湿漉漉的鞋袝先用卫生巾过一遍再烘烤，基本可以保证你第二天起来穿上干燥舒适的鞋。

既然是卫生巾，自然可以像卫生巾那样用的。我登雪山的时候，曾经有一周没换过裤衩。登山专家们说，行家攀登雪山会把负重计算到克，连一双筷子都会斩去半截，所以备份裤衩被留在了山下，如果带几块卫生巾既方便又多用途，还可以让狗蛋们尝尝鲜。

所以吧，如果你发现某独行男背囊里竟然藏着卫生巾的话，请不要诧异，也不要胡猜人家是恋物僻怪物，那是真正的带头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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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山河破】之1：北京四座楼

2可器

北京，全球最有名的古都，可是它的命运在1949年以后就被宿命了。梁思成回忆，他曾听耄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以后从这里望过去，要是烟囱林立。梁思成当时就蒙了，后来他给耄上书，提出北京城规划建议，就是那个著名的保护旧城、另辟新城，建设全球独有的城墙公园的方案。再后来，梁思成倒了，古城墙也倒了···

其实，即便是日据时期，日本占领当局也有过一份北京规划方案，北京旧城也是被精心保护的。可是今天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有古城的滋味吗？那一点一处的老景，就像地里刨出来的史前文物，与这个城市的生活气息构成两个时空的平等线，那么地不搭界。

看看国外的城市吧。不用出境，看国外电影的时候，只要你留意那些一砖一瓦、一街一巷的细节，就能感觉到历史的脉搏如何在现实中跳动。哪怕最没历史的美国，哪怕是最具现代化气质的纽约曼哈顿，很多巨厦和雕塑也有上百年的历史，走在那里，远比北京有岁月沉淀感。

这个现象如果转换成数字比较揪心。2010年建设部有个数据说，英国的建筑平均寿命是一百七十多年，美国是八十多年，中国的是二十多年。

作为古城的北京已经永远没有了，但终究会留下一些影子。当我有空的时候，我会去寻觅老北京的历史身影，形成一个《国在山河破》图文系列。

今天发第一篇。我2012年元旦去了京郊四座楼古长城。

四座楼是明长城的一部分，位于北京东郊。顾名思议，此处因有四座屯兵楼而得名。遗憾的是，在这块立于2007年的石碑上，写着四座楼如今只余下“三座楼”――最东的一座楼，被拆毁后建了一座电视塔。

尼玛的B啊！操你祖宗八辈啊！谁下令拆的不得好死啊！穿越数百年岁月的古建筑，躲过了风蚀地震、躲过了兵灾战火，甚至躲过了傻B般疯狂的破四旧，却被你们这帮王八蛋给毁了，就为了一座电视塔！

 

老子诅咒你个王八蛋畜生啊：吃干的咽着、喝稀的呛着，过马路被车撞、逛大街掉井盖，拉屎必定脱肛、睡觉总是着凉，做爱从无高潮、情绪永远低落。

（西边第一座楼）

（西边第二座楼）

（第三座楼）

（原来第四座楼的位置，现在是这么个玩意儿）

四座楼周边山势－－

20年前的冬夜，莫斯科上空印有铁锤、镰刀的红旗缓缓降下，一个雄踞欧亚大陆达70年之久的帝国宣告解体。20年后，数万示威的人群聚集在广场、公园、市中心大街，抗议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向普京政府及既定体制发起冲击。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第一次面临如此严峻的政治考验。

时值岁末，我读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雾霭》。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回忆录。

虽 然个人经历的线索相当清晰，像童年时代，读书及军旅生活，从事不同的职业，从报社编辑到政府官员，书中都有所叙述，但是，由此带出的另一条线索——俄罗斯 的命运史、变革史，尤其是苏联时期的历史——占有更大的篇幅。显然，雅科夫列夫的本意并不在于描述自己，他不想仅仅作为孤单的个人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国 家和民族的苦难的亲历者，为历史作证。

回忆录从斯托雷平改革说起。作者称斯托雷平为“俄国的伟大儿子”，给予高度的评价。代之而起的十月革命纯属偶然，甚至革命前夕，流亡国外的列宁还说革命将是下一代人的事，可见对于革命，他并没有足够的规划和准备。然而，更重要的是，相对于斯托雷平改革，十月革命唯是多余的暴力行动，它将一种破坏性强加给了俄罗斯。在作者看来，俄罗斯的灾难并非始于斯大林时代，源头乃直接来自列宁，来自革命，以及它所确立的集权制本身。

革命的破坏力，首先是对人类生命和生存权利的剥夺。十月胜利后，作者用了很多笔墨叙述杀 害沙皇全家的惨剧，紧接着是肃反，查封报纸，监视和逮捕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集体流放知识分子，在文化、科学界发展克格勃密探，迫害宗教人士等系列活 动。书中写到对付神职人员的残酷手段，如剥头皮，在沸腾焦油的大锅里煎熬，用熔化的铅水做圣餐，推到冰窟窿里淹死，等等。继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强 制劳役之后，当局出动军队，对农村实行直接占领。部队武装配有火炮、装甲车，直到飞机。不愿交出粮食的农民即宣布为“人民公敌”，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并 瓜分财产。有一个马林斯基县，将被捕的富裕农民统统勒死。农民起来造反所受的镇压，其严厉程度可想而知，整个过程广泛使用人质和连环保制度，甚至不惜动用“窒息性毒气”。其实，作为专制工具而被利用的军队同样不能幸免于难。战争期间，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人数，就有15个师之多。

监 禁、流放、死亡，各种奴役和恐怖笼盖了全苏联。过去，我们一直把苏联的厄运同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确，时至斯大林时代，“红色恐怖”达于极点。但是， 在书中可以看到，没有哪一个虐待或杀人项目纯出于斯大林的发明。就连因为在信中议论斯大林而犯禁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写到的“古拉格”，也都是在十月革命 过后不久建立起来的。《古拉格群岛》中囚犯的惨苦情境，令人不忍卒读；及至读到本书关于“儿童古拉格”一节，才晓得人世间还有更其可怕的魔窟在。

2002年，俄罗斯出版档案材料《古拉格的孩子们》，至今没有中译本。我是在本书中得以了解这些毫无抵御能力的绝对弱势的广大儿童，在苏联体制下的生存状况。早在1918年建立集中营起，就拿儿童当人质，儿童随同父母一起被判决成为合法。1920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市的肃反人员枪杀12至16岁儿童，因此该市被称为“死亡之城”。1935年，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同未成年人中的犯罪现象作斗争的决定》，明令追究12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并可对其采取一切刑事惩罚措施，包括极刑。1937年8月叶若夫发出命令《关于对祖国叛徒的妻子和子女采取镇压行动》，规定对15岁以上“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儿童均立案侦查，并视年龄、危害程度及改造的可能性，关进集中营，或者迁往“特殊待遇保育院”。1941年5月，内务部又颁布了关于在少年劳动营建立情报通报网的决定。在卫国战争期间，大批儿童被驱赶至中亚、哈萨克斯坦和东部地区，当时，“移民”死亡率每年高达27％， 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苏维埃政权根据政治局和斯大林的指示，建立起专门的儿童惩戒系统，包括儿童集中营和儿童管教所、机动的接受分配站、专设的保育院和托儿 所等。正如雅科夫列夫指出的，他们利用整个系统的资源向儿童“开战”。在这里，儿童必须忘记自己是谁，何处出生；必须忘记自己的父母是谁，现在何处。1939年，贝利亚就曾经向莫洛托夫建议，给这些夺来的儿童重新命名。

这就是“儿童古拉格”。书中有一段令我十分惊悚的描写，引自诗人库尔季诺夫的回忆录。一天，这位诗人作为会计前往诺里利斯克集中营婴儿院做资产登记：

跨进门槛，就是孩子。一大群不到6岁 的孩子。都穿着小棉袄和小棉裤。背上和胸前都有号码，和囚犯一样。这是他们母亲的号码。他们习惯于看到自己周围清一色的女人，可是听说有男人，爸爸。于是 一窝蜂朝我跑了过来，高声喊叫：“爸爸，爸爸。”这是最可怕的：小孩身上带着号码。而板棚上都写着：“感谢斯大林同志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童年”。

变态的政治伦理学。

一 个肆意扼杀儿童的国家和民族，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苦难带有标志性，显现了极权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普遍沦为无权者的可悲的现实。雅 科夫列夫担任“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主任一职达十余年之久，阅读过数千份案卷和证词，自称对“人民的悲剧”的了解胜过任何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有责 任向俄国社会报告所有这些事实。庞大的苏联，为什么竟可以在一夜之间悄无声息地消失？帝国的命运，其实早已深植于人民的命运之中，——还黑暗于黑暗，它最 终遭到历史的报复，并非出于个别人物的暴虐或政策的失误，体制才是根本性的，所以说解体是一种必然。

在 回忆录里，雅科夫列夫没有过多地纠缠于苏联解体事件，实际上，他本人对苏联解体也当负有一定的责任。对他来说，解体与其说是结束，毋宁说是过程，一个克服 的、修正的过程，也即改革的过程。苏联体制是高度集权的，它是反人性、反人道的，自然是反自由和反民主的。社会除非不改革，要改革，就必须以人为目的，使 权力返回到人民自身。

雅科夫列夫是经历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本书就是一部20世 纪历史的宏大叙事。他在书中使用了不少珍贵史料，包括档案材料，以及自己所经历的事实，还有大量数据。所有这些材料都经过严格的挑选，不同于一般个人回忆 录的感性书写；对其中若干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评价，显示了作者卓越的史识。此外，作者是苏联的一位意识形态专家、政治理论家和实践家，政治意识强烈而鲜 明。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交相叠合的目光特别具有穿透力，我们看到，它贯穿从前苏联时代到后苏联时代的各种事实和问题，而直指一个目标：改革。

改 革是全书的基本主题。前半部对于布尔什维克以及斯大林的极权化的叙述，其实，都可以视作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漫长的改革之路的铺垫。在雅科夫 列夫那里，所谓改革，主要指政治改革，或者说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他指出，那种“经济自由化，政治专制化”的改革是行不通的。“今天的问题，不能局限于经 济，这是进程的物质基础”，他说，“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换一个简要的提法，就是“改革是对单一权力的挑战”。对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来说，此说可谓命中要 害。民主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民主首先是选择的自由，但是，他批评说，在这样的国家里，所有领域和所有阶段都缺乏选择。一个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集权 制，而且根本不准备清理的国家，一个依然没有充分的选择自由的国家，有什么可能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呢？他希望大家一起参与完善整个国家生活的进程，希望每 个人都尽到伟大的公民义务。然而，他又深知，这只是在拥有伟大的公民权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这就是改革的全部复杂性和艰难性。

在 书中，雅科夫列夫提出一个极其民主性的观点，就是：改革观念必须具备某种不受改革倡导者制约的独立性，形成自身的发展逻辑和特殊类型的革命性逻辑。就是 说，社会意识要有能力真正消化改革的基本原则。他把这些原则概括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多党制、分权、私有制、市场关系等。

就 过程而言，雅科夫列夫认为，首要是如何对付绝对权力。对于俄罗斯改革，就是非布尔什维克化，去斯大林化。他把正统意识形态称为“新宗教”，他描述说，苏联 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都是建立在否定的原则之上的，以谎言毒化社会生活，对人的有罪推定成为行动准则；除了强制性，还实行积极的社会克格勃化，在几十 年间，制造出大批的政治牺牲品。为此，雅科夫列夫赞扬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称戈尔巴乔夫改革为“民主革命”，使国家在摧毁极权制度的方向上缓慢推进；还为叶利钦作了辩护，理由是他设法同命运达成协议，阻止了“布尔什维克式的灾祸”发生，为新的一代腾出空间。

但是，以上几位苏联政坛的改革家都无法将他们的改革进行到底。作者强调指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遭遇了强大的官僚集团的阻拒。就拿赫鲁晓夫来说，他在1956年 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在国际上反响强烈，获得西方政界和知识界普遍好评，但是在国内却受到斯大林主义势力的抵制。作者透露说，当时“会场死一般地寂 静”，根本不曾出现如官定文本中“鼓掌”的情况。很明显，斯大林的“个人罪恶”牵涉到整个统治集团。这是怎样一个集团呢？正如政坛耆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 席米高扬对作者所说：“我们全都是坏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同样以侵犯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而告终结。作者写道：“普京的官僚 叫嚷道：‘稳定’乌拉——这实际上意味着腐败官僚已舒服而牢固地在国有经济中安顿下来。”是谁破坏了“稳定”？作者的结论是，正是这些口口声声“维稳”的 官僚。旧官僚流入了新的权力机关，可怕的是，比起旧官僚，新官僚更加贪婪无耻。

雅科夫列夫指出：“今天必须至少在三条战线上进行斗争：同极权主义遗产作斗争，同现今的官僚专政作斗争，以及同自身的奴隶主义作斗争。”三者的中枢所在，就是顽固的、永不沉没的官僚势力。官僚统治集团在本质上是敌视改革的，如果改革不能在进程中清除这股势力，势必有一天陷于停顿或倒退。

根 据雅科夫列夫的看法，改革的俄罗斯，“至今是封建社会主义思维，封建社会主义行为，封建社会主义习惯占据优势”。这个自称是趟过“权力诱惑的浑浊河流”的 人，深知极权主义遗产的沉重，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统治的根深蒂固，所以，即使他已经相当清晰地解析了苏联的过去和现在，对于未来，却没有显示出足够的把 握。他声明说，重新发现和准确评价的时代尚未到来。书名定为《雾霭》，其实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全书结束于这样一句含糊其辞、不置可否的话：“可眼下是雾 霭，那是曙色呢还是暮色？我不知道，不过我仍然希望那是曙色。”

这 是一部关于后极权国家如何实行改革的书。比起作者此前出版的《一杯苦酒》，这里的思维更系统、更深入，因而也就显得更沉重。它让我重温了俄罗斯人在铁幕下 生活的全部历史，跟随他们一起受难，一起探求废墟中的出路。作者来自苏共高层，令我诧异的是，他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背叛竟如此彻底。用过去的话说，这 无疑是一位难得的“反面教员”。应当承认，全书有不少与我们正统的观点相悖之处。但是，无论对历史的反思，或是对改革的设想，书中仍然有不少可供借鉴的地 方。

因为述弢先生的信任，有幸最早看到译稿。今遵译者嘱，写出书中大概并若干随感，凑成小文一篇，推荐于中国读者之前。

与任何一个够点级别的登山者相比，我都只算个菜鸟，因为我只上过5座雪山，最高只登到过5527米(位于川西理县的雪隆包顶峰)。

但这已佩得上无数朋友45度角仰视，并伴以同一个问题的无数次询问：“你为什么喜欢登山？”甚至与俺一起登过这5座雪山的媳妇也曾反复地问过我。

一位英国的著名登山家马洛里也曾被无数次地问过这问题。马洛里用了一句禅机式的语言来回答《纽约时报》记者--“因为山在那里”。这句回答，绝不是搪塞，而是喜爱登山的人的内心想法，既真实又完整。

这一点我能证明。当我坐在车上穿行在崇山峻岭中的时候，我总会盯着那些山岭出神，并想象自己正在登上顶峰的样子。有时候进入情景后，甚至会有跃跃欲试的冲动。就像看到一个穿低胸装的性感美女那种感觉。这种冲动属于本能，真的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她就在那里。

小时候在街上看到从初开的国门缝里挤进来的外国驴子们，背一个巨大的背包，我们好奇这包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为什么如此巨大？后来当自己也背上这么一种巨大的背囊的时候，才知道那里面除了装着一个人在路途上必需维系生存的装备外，还装着行走的梦想。

当我们背着这些梦想走进深山的时候，在山民们的眼里，我们就成了二三十年前街头的老外。从他们的眼神里，你能读出疑惑：这些山，有什么好爬的？就如我们看80年代初的进口电影《冰峰抢险记》时感叹一样，这些老外真是吃饱了撑的，闲着干点啥不好，非得去爬这雪山赌命。

06年 翻越碧罗雪山的时候，高山牧场被晨曦的薄雾笼罩着，透出湿露露的深秋的色彩，我问向导阿忠你觉得这儿美吗？阿忠点点头，说美。对世代生活在山里的阿忠们来 说，向导是一份职业，眼前的美景就如上班路上的白领们发现的那个美女，美女是养眼的，但为了这个专门在街上匆匆的走，就有点神经质。

07年 我在哈巴雪山脚下简陋的客棧的木墙上，看到写满缅怀韩国遇难山友的留言，人人都知道攀登雪山有风险，但去的人都不在乎；我曾经听一位瘦弱的女孩轻轻地描述 她们在风吹蝴蝶（一座广东的山名）里迷路五六天、淡水缺乏的危险经历；还有一位狂热的驴子没日没夜地独自爬山，最后造成膝部过度磨损；在磨坊网上，甚至有 一位徒步者以一年时间走遍南中国，只花了800元人民币，而且留下了大量的写生作品。当然，更多的徒步者，沿着公路走进藏区、走进新疆，甚至拒绝顺风车。其实他们绝不孤独，他们会遇到很多同道，这种相遇是旅途中最温暖的一幕。

对我来说，登上一座雪山，既不为运动，也不全为旅行，除了飘忽的本能之外，还有些“终极”考虑。

据说乔布斯经常给自己设问：如果明天早上就死去，今天什么事才是最重要的？而我经常问的是，当我躲在床上临死之时，自己做过什么事是令自己满意的？

我相信在那一刻，那些俗世的欢乐--比如一场朋友聚会、一场卡拉OK、一次郊游、一次满足的懒觉--都是不足挂齿的；而另一些不能忘记的事情---比如升学、毕业、结婚、生子---已庸常得构不成人生的价值，它们的意义甚至不如不升学、不毕业、不结婚、不生子。所以，躺在床上将亡时，回想起来能令人嘴角挂起微笑和自豪的那些事，才构成人生的意义---我是这么想的。

我的选择，是登雪山。我上过五座雪山，有三次成功登顶。虽然在登山圈子里依旧是菜鸟，但想起来，总让人会心一笑。

春节和朋友聚会时，有两拔朋友说俺立场“偏激”，他们的判断来自俺的博客。

如果撒泡尿自己照照，俺真不脚着自己算得上偏激或激进。怎么算，俺都属温和的改良派――虽然“改良”有越来越天不遂人愿的迹象，虽然有时候一上火，也有革命热情hold不住的冲动，但渐进改良依然是求神拜佛时我为天朝上国郑重许下的愿。

作为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俺不赞同韩寒“素质论”式的论点，但俺承认他的论据。因为俺所见到的大多数人，都属于自己跪惯了诧异于别人站着；或有心里明白的犬儒，把嘴闭得跟屁眼一样紧。这确实是专制时代的国民素质和菊文化。

墨索里尼上台以后，1200个意大利教授中，只有12个人拒绝效忠法西斯政权，这12个人，一定是那个时代最不识抬举或最偏激的人；电影《SHPHIE　SCHOLL》中的那个德国青年，在1943年第三帝国大国崛起的顶峰，邮寄了一千多封反纳粹信函，后来他被处死了，他也是那个时代的偏执狂；还有苏联的索尔仁尼琴、捷克的哈韦尔、波兰的米奇尼克、中国的林昭和王佩英，虽然俺无法与这些伟人比，但俺自鸣得意于同属于“偏激”的一员，只是“偏激”得还不够。

在一个疯狂和变态的社会里，只有偏激的，才可能最终被证明是正常的。当朋友们说俺偏激的时候，俺一言未发，但俺终于知道自己没白活――没有自外于伟大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感悟到了这一点，很满足。

凯迪会就网络语言暴力发个讨论帖，俺就此现象的观点如下。有些可能不大入流，呵呵。

一、你对当前中文互联网因观点争论升级为暴戾骂战对网络环境的破坏力？

俺有个不入流的看法，网络语言暴力可能不是个好事，但可能是通往言论自由的路上最不坏的事。

俺说的“语言暴力”，不包括章立凡遇到的那种赤裸裸的人身恐吓—这已经是违法犯罪了，应该交给执法机构处理。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最近网友威胁要揍吴法天的事，虽然吴法天确实是个欠揍的大傻B。

俺下面说的语言暴力，是指动粗口、不讲理。俺认为纯粹的语言暴力最不坏有几个理由：

1、  套用官式八股腔，这是“言论自由初级阶段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美国在初创时，报纸上的咒骂成为一景，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粗口、辱骂、诽谤堂而煌之地登在报纸上，而且都宣称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一直到19世纪后半期，马克吐温还辱骂 “美国国会议员有些是婊子养的”，不亚于孔庆东的三妈。后来议员炸了窝要老马道歉，老马居然登报道歉说“美国国会议员有些不是婊子养的”，玩了个周延的逻辑游戏。

如果我们生活在那段历史，我相信很多人会从根本上怀疑言论自由的价值，但现在看来，那是“初级阶段”的乱象罢了。

2、  “语言暴力”是以粗俗的方式解构伪神圣

伪神圣是这个年代值得面对的事实。千万表小看了伪神圣，它能够剥夺人的正常智力，是驯化洗脑的高效手法。

要戳破伪神圣，理性的言论是一个办法，但只是办法之一，它只对一些理性和喜欢探究的人有效，或者说，它只对一些比较精英的头脑有效。你写篇洋洋大文，有几个市井小民会看呢？

我 有个没有数字印证的判断，喜欢理性探究在任何社会里都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喜欢嘻嘻哈哈，宁可接受流行文化和现成的思想也不喜欢多用脑子。从这个意义上说， 西方人警惕政府和政客的传统，与其说首功在于孟德斯鸠们，还不如说功归于脱口秀主持人们。脱口秀主持拿总统和政客开涮那可是传统，所起的正是对伪神圣的解 构。

但我们这儿不可能有这种解构机会。那么能选择的解构方式，语言暴力可算一种。前时红十会的官方微博后面，跟了3万多个“呸”，现在又流行“滚”，其实就是一种轻度语言暴力。

就像前苏联末期开苏代会时，代表们听着官腔报告不耐烦，拍手起哄，或者放几个响屁，就有其特殊的意义，不能以一般的会议文明规则量度。

从俺自己而言，少年时解构伟人的一大办法，是臆想伟大领袖也要拉屎，也要做活塞运动。很黄很暴力，但对自我启蒙十分有效。

说白了，语言暴力是个度的问题。像孔斜眼三妈那种太生殖器和女性亲属的方式，俺认为过头了。但一定程度的不文明，比如“呸”“滚”之类，甚至再难听点，上点国骂和“傻B”，我认为是好事，当然更是不坏的事。

毕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确实需要几声嘹亮的响屁。

二、探讨：互联网言论的道德底线如何界定？虚拟空间不当表达能导致怎样的法律责任？

我认为可否容忍的分寸，在于不能威胁人身安全，不能太下流、不堪入目。

只要“堪入目”的，不妨多用、经常用、使劲用—以市井表达VS伪神圣，以民间slogan(简明广告语) VS党报告

对于认认真真的说谎范儿，还有什么比竖个中指更恰当的吗？

三、在所谓网络“右翼”与“左翼”之争中，是否拥有对等的言论空间？

如果是纯民间的表达，我觉得空间基本是对等的。

至于五毛，严格说来很难界定在价值立场上算左还右，他们的宗旨只有一个：为当权者辩护。所以对于五毛，实际上是民间与官府的PK，言论空间自然不对等。

而且，有人认为五毛言论属于言论自由，俺反对。五毛是一种官方肉媒，众所周知，政府只有权力而无权利，所以五毛是在滥用公共权力，不能代表个人的言论表达权，不配享有言论自由。就如公车私用和太子党经商不能划入公民的开车权利和经营权利，一个道理。

四、  捍卫言论自由，应该怎样当个好网民？

怎样当网民和怎样当公民是一样的，没什么新鲜的东西----遵循良法和良知，对恶法和恶知，竖个中指说“FUCK你妈的，滚!”

一晃7年了，从2005年一个闪出来的想法，不知不觉搞了7年了。 到这个时候，说明一年又过完了，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这些是我收集的，哪位大是有补充，欢迎建议。惯例，在条目后致谢。

第7季（2011年）年度呕吐语录

搜罗者：2可器
  

前6季，请点击打开历年年度呕吐语录：

《2010年度雷人语录》
《2009年度雷人语录》
《2008年度雷人语录》
《2007年度雷人语录》
《2006年度最无耻语录》

《2005年度最令人作呕语录》

一、“别说目前的基尼系数是4，就是40 都没问题。历史告诉我们，社会贫富差 距就是要大，富就要富到极致，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穷，中国怎么可能留下有如此辉煌的历史。”

－－2011年1月，昆明市两会上市政协委员胡开林发言。
点评：敢公开家庭财产吗？

二、第一批学员可以是现有的拆迁队伍成员，让他们回炉接受系统学习，此后的学员统一面向社会招生。”
－－2011年1月13日红网报道，民革长沙开福区主委黄嘉杰发帖，建议大学设置拆迁专业，打造比较精干、规范的拆迁队伍。

点评：建议作为军事院校创办，为保持独家竞争力，不可招收外国留学生。

三、“我认为在社会公平方面，我们不及欧美日西方发达国家，但比俄罗斯、印度、巴西为好；在社会行政效率方面可以说是领先全球，这也是过往经济高速成长的主要因素。”

－－2011年2月9日，李东生在新浪微博上说。

点评：搂上钱的人自然认为又公平又有效率，他能不这么认为吗？否则，钱算怎么来的？

四、“今天气温只有4度，还下着小雨，但这些学龄前的娃娃们只有四、五岁，但他们没有一个退场。”
－－2011年1月6日消息：“重庆600名儿童冒严寒参加红舞汇演” ，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红歌研究会会长张树森在看了娃娃们的表演后，称赞道。

点评：多功能红歌，可以做领导们的遮羞布，也可以做娃娃们的小棉袄！

五、“面对火爆的微博，必须加强科学管理和引导。国家应该迅速出台相关法规，明确网络运营企业及微博作者的法律责任，逐步在全国启动网络微博实名制。”
－－2011年3月歌手李丹阳的两会建议。

点评：火候摸得这么准，俺估计这给人当枪使了。

六、“要尊重当地群众意愿。”
－－2011年2月，外国记者采访想采访某某事，被当地便衣殴打。事后有地方官马三鹿如此告诫外国记者的采访要求。

点评：此消息在网上搜不着，嘿。

七、“贞操是女孩给婆家最贵重的陪嫁！”
－－2011年3月，上海家喻户晓的明星调解员柏阿姨，在电视节目中告诫所有生活在上海的未婚女青年要自尊自爱、不要过度放纵。

点评：根据“教主不信教”的普世规律，把贞操挂在嘴上的人，是破鞋的概率很大。

八、“没想就广州市政府的办公条件这么差。中午连一个休息的房间都没有，全都是睡沙发。各个副市长睡歪了腰椎、睡坏了颈椎。”
－－2011年2月，广州市长称办公条件差。

点评：作为领导，工作不突出无人过问，腰间盘突出有人关心。

九、“我们也不要鼓励我们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只有农民在农村生存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民族传承的载体，他们可以把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
－－2011年3月，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在两会小组讨论时说。

点评：领导把2代2奶送出国门，是传承什么去了？

十、“公务员下乡都坐25万以内的车，那不现实。”
－－2011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交通厅厅长杨光成在两会上说云南公务车标准必须安全。

点评：请领导考虑配坦克？以前鬼子进村的时候就坐这个，非常安全

十一、“最好是在2036年举办（西安奥运会），还可以纪念‘西安事变’一百周年！”
－－2011年3月，陕西政协委员周引荣在两会上建议西安申奥。
点评：奥运吉祥物是张学良？

十二、“现在的问题是网络劣质的文化评论伤害文化大人物，大人物很脆弱，需要保护。”
－－2011年3月，余秋雨说。

点评：余含泪撒起娇来，一点也不难为情

十三、“他拿刀扎向这个女孩的时候，我认为他的动作是在他心里有委屈，在他有痛苦，在他有不甘的时候，却被摁在钢琴跟前弹琴的一个同样的动作”
－－2011年3月，“心理专家”李玫瑾在CCAV上就药家鑫开车撞人后连捅伤者8刀致死的暴行时，如此评价。

点评：“委屈”“痛苦”“不甘”，你妹的李玫瑾意思是药是受害人？

十四、“不要拿法律做挡箭牌。”
－－2011年3月3日，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回应外国记者就某事提问时说。
点评：僵鱼口活不错，但有时候也会包不住流出真相？

十五、“民航有规定，有“重要客人”（指副部级以上），可以先飞。”
－－2011年5月，宁波机场航班延误，但某航班却先行起飞。机场方对此有如此解释。

点评：从“领导先走”到“领导先飞”，最近墓地紧张，领导也可以先享用一下。

十六、““撼祖国强盛  卫京都泰安”
－－2011年5月，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纪天斌等对北京市公安局赠送的锦旗。事后故宫方面说，这撼字显得厚重，用法与“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一样。
点评：用法和解释可谓强撼双壁，极大的普及了撼语知识。

十七、“根据国际公约，众所周知美国使馆区是美国领土，他们在那里监测到的数据只能说明美国空气质量不好。”
－－2011年4月，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评论美国驻华使馆发布的北京空气污染信息。

点评：姜瑜在关键时候，用国际法做挡箭牌了。

十八、“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切实解决社会管理中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2011年5月，《求是》发表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的文章。

点评：公民社会的对立面，当然是官僚社会。

十九、“为了减少票据种类，以提高收费员工作效率···14公里的费用是8.4元，因此整数收费便是10元。”
－－2011年5月，广深高速东莞段，南都记者实测9.4公里，应收费为5.64元。但高速公路方以14公里计费，即使按14KM计，也只应收取8.4元，但实际收费却是10元。高速方对此做如此解释。

点评：在国外，这至少算商业欺诈，刑事犯罪。

二十、“别给自己找麻烦，你还有家人吧，你还得在北京呆吧。”
－－2011年5月，新闻三十分播出有关首都机场高速路单向收费三年、回程却给钱就收却不告知的新闻。播完，一叫冯雷的副总威胁记者薛晨。
点评：这多收的钱，必定进了私人的腰包。

二十一、“李娜在大满贯赛事中取得的巨大成功···首先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得益于新时期中国体育的创新与改革，更是几代网球人不懈努力、追求和探索的结”
－－2011年6月，李娜取得大满贯成就后，国家体委小球中心主任孙晋芳的功劳排序。以前孙曾将李娜的言论视作对国家队和体制的批评，指李娜“缺乏职业素养”，并予封杀。

点评：能培养出孙晋芳这样的活宝，那才是国家的功劳。

二十二、“路桥全部不收费，对广大低收入家庭不公平。”
－－2011年6月，广州副市长苏泽群在广州大学演讲时说。

点评：苏副市长请晒一下去年你的三公消费多少钱？折多少个穷人家庭收入。

二十三、““如果现在说不管用什么方法不再一党专政，对科学研究要慢一些，不是快一些。因为整个社会需要一个安稳发展的方向，才可以有科学制 度的发展，要从一党专政变成另一个制度，我想至少要十年才能整顿起来。”
－－2011年6月，杨振宁在香港出席“邵逸夫奖”新闻会说。

点评：老杨曾向中央文革小组告密意大利文献纪录片《中国》，想来也是怕影响到文革那10年的科技发展。

二 十四、“这个普通老百姓啊，要上这个互联网，非常非常难……西方人对这个意识形态，对这种新新媒体，它的管理远远超过我们。应该说我们的国家，是非常文 明、非常民主的国家，大家应该感到很幸福。我们现在上互联网很简单，在那里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审批途径，很多渠道，那么才能上网，而且费用很高。”
－－2011年7月，厦门副市长臧杰斌在会议上讲考察德国的心得。

点评：这副市长的意思是，对媒体的管理越多、审批越多、收费越多，越不文明，越不民主。

二十五、“戴避孕套不算强奸”
－－2011年7月，贵州毕节一教师酒醉后被当地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王忠贵强奸。她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时，一个叫钟显聪的警察竟然有此一说，并劝其私了。。

点评：前时安徽有人把手搭在宋祖英肩上强行合影被法律制裁，是不是因为没有戴手套？

二 十六、“自由是什么？我在儿子身上试过。今年六一是他最后一个儿童节，我说今天早6点到晚12点你想干嘛都行，包括不上学。自由的结果是几盒方便面下肚， 游戏机玩到23:59，桌上一堆饮料瓶…儿子问：“暑假能申请自由吗？”“不能！”“自由归谁管？”“我！”“为什么？”“我是你妈！”多没力量的理由， 但没办法 ”
－－2011年7月，“中国脊梁奖”获得者倪萍在微博上阐释何为自由。

点评：倪大妈通过严谨的社会实验，证明了自己一贯的理念：政府是母亲，自己是弱智。

二十七、““没哪家媒体离开政府的信息能够存在”
－－2011年7月，云南红河州宣传部长伍皓在暨大演讲时说。

点评：取消掉真理部吧，看媒体会灭亡，还是政府会灭亡。

二十八、“总体来说，政府是衣食父母，作为儿女，应该听政府的话。”
－－2011年7月，成都听证专业户胡天丽被网友批为“史上最牛群众演员”后，对记者说。

点评：真是忠孝两全。

二十九、“这只是个奇迹”“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2011年7月24日下午，浙江动车特大追尾事故后，在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称已探测不到生命的迹象并宣布搜救将停止之后，又有一个小女孩被救了出来，对此，王勇平如此回答记者提问。

点评：大陆最大的奇迹，就是尼玛的一帮衣冠禽兽的罪犯，尸位素餐地当着高官。

三十、“你不要打我电话，一打就打局长，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你随便的一个群众就打我电话？”
－－2011年8月，微博曝福建省长乐市环保局局长陈桂光接公民电话。

点评：在更大的领导面前，必定是条狗。

三十一、“为了几十块钱的稿费，不嫌丢人吗！”
－－2011年8月10日，兰州张家寺附近发生一起车祸，前路封闭，交警没有劝阻后来车辆，导致追尾，交警阻止记者采访时有此言。

点评：这年头最丢人不过穿制服做打手。

三十二、“你以为你是谁？所领导是谁都能随便见的？”
－－2011年9月4日，深圳沙湾派出所私放嫌犯并将举报人阿健信息泄露给嫌犯，致使阿健受到安全威胁，嫌犯声称为此花了10万。阿健到派出所讨说法时，派出所媒体负责人蔡粤海怒吼道。

点评：怀念杨壮士

三十二、“谁敢打110！”
－－2011年9月6日晚，北京海淀西山华府小区，一辆无照宝马和牌照晋000888的奥迪车主（两人不超过20岁），在小区门口暴打一对夫妇如此叫嚣。宝马有人民大会堂车证，车里还有把冲锋枪。

点评：枪杆子里面出特权。

三十三、“大使先生，听说您是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钱？”
－－2011年9月14，CCTV记者芮成钢在达沃斯论坛上问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的轻车简从的就职方式提问。

点评：难怪中国首长们去哪儿都派头十足，原来是为了提醒别人你欠我的。

三十四、“该接警员是一名刚刚录用不久的新同志””
－－2011年10月，有银川网友丢了手机，她通过被盗手机的定位功能找到窃贼位置，遂报警求助。接警警察回复让失主自己去抓。对此，银川公安局有如此解释。

点评：有网友问：新同志是“临时工”的替代品？

三十五、“中国现在很民主。我认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是以整个人民的生活状态跟前途为第一要义的，这才能叫民主。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现在很民主。今天13亿人的生活情形，以及对前途的看法，跟我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符合我刚才所说的民主。。”
－－2011年10月，杨振宁。

点评：老杨觉悟一直很高，30多年前就从海外向中央文革小组告了纪录片《中国》一状。

三十六、“网络上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一辆宝马Mini警车被曝光（天津滨海新区洞庭路塘沽交警支队），南都记者采访时，值班警察如此说。

点评：牛B的不行。

三十七、“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不要又一次陷到小事件，把它变成外交事件，这是划不来的，而且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是个大国，大的国家这种小事情，如果变成举国关注，举国声讨的话，在自己意识形态上面把自己变小了”
－－2011年10月12日，凤凰卫视首席评论员阮次山接受采访时，对湄公河13个中国人被杀事件的评论。

点评：”看长相是日本人，看名字是越南人，看户口本是台湾人，一张口，靠，原来是D的人“。

三十八、“M是位世界伟人，M不仅是位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个极具魅力的艺术家，他把整个中国当成他的作品”
－－2011年6月，姜文接受采访时说。

点评：免评。

三 十九、“在西方国家，我们看到的是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而在中国，我们仍然看到了以家庭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在家庭成员之间，你不会动用严苛 的法律或订立契约，而是劝导大家遵守道德准则。在与其他利益集团作斗争的陌生人之间，你确实无法像信任自己的家人那样信任他们，所以你需要法律。”
－－2011年10月24日，《环球时报》社论评论法治与人治。

点评：真佩服胡锡进和他的报纸，用了几百个字无非就是想说中国更适合人治，因为人与人之间胜似“家庭成员”。

四十、“（向小学生收）会费主要是增强会员意识，”
－－2011年11月16日，新任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解释动员小学生交会费的主要原因。

点评：尼玛。

四十一、“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
－－2011年11月，孔庆东在微博上主动曝料在电话里排比骂南方人物周刊征求采访的记者。

点评：斜眼不怕侧目。

四十二、“我真的想不通这一点，这些青少年是非观念、法制观念这么淡薄。”
－－2011年11月，对甘肃永靖县黑老大强奸10名女学生一案，公安局局长曾祥林如此感慨。

点评：真希望曾局长哪天被强行曝菊的话，他怎么说法？

四十三、“敢动一下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
－－2011年11月，市民起诉南阳市信访局，要求公开“三公”等经费. 河南商报记者采访此事时，被信访局殴打并威胁。

点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优良传统啊优良传统。

四十四、“那说明（叙利亚）政府无能嘛！你早就应该出动（30万）正规军把反叛平乱。”
－－2011年11月，凤凰卫视首席评论员阮次山评论叙利亚30万正规军应该如何对付民众抗议。

点评：评论界脱衣舞男。

四十五、"空气质量数据不能看美国大使馆""眼色""！"

-2011年11月，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杜少中指责美国大使馆每日监测北京空气污染。

点评：@假装在纽约：北京蓝天数由98年的100天提高到2010年的286天，但改善的原因是，政府更改了监测站的地点。2006年，关闭了当时两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监测站，2008年又将监测站搬到六环以外，远离市中心15到20公里的地方。这样，就提高了空气质量的平均水平。

博客：http://blog.kdnet.net/boke.asp?twokeqi.index.html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twokeqi

对于耄的信息和史料，现在正借助互联网越来越多的披露出来。不仅让我们更多地知道了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这几个人间巨祸的大量细节，而且也提供了对耄这个人本身进行观察的可能。比如学者芦笛就从这个角度解读了党史。他在一系列文章中(代表作之一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对耄的个性、知识结构等纯个人因素进行了别具一格的剖析。我认为对党史研究可算一大破局性的贡献。

但我个人依旧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对耄这个已经做古的人，依然是理性解读，有种只能看猪跑没法吃上猪肉的隔膜感。比如我对此人的一句话评价是“开国之君与末代皇帝的二合一”，但是“开国之君”的雄才大略与“末代皇帝”的昏庸无能，如何能聚合于一个人，别说耄粉们转不过弯来，对我等也真是一个挑战。

最近半年我近距离接触了一个老板，给我提供了一个“观察”耄的“直接”机会。这个老板很可能是个典型的耄式老板—并不是因为他崇耄，而是其他神奇地将白手起家和昏庸无能两大特点融为一体。

此人是个农家孩子，没有家族背景。1980年代末时才20出头就干专业户淘得第一桶金，后来干过很多不同的行业，如今身价可能在二三十亿(这个数是我估的，根据其他一些数据)。他的财富成功的细节，俺不便多说，概况来说，是典型的个人英雄+时势背景，也就是中国第一代创业家的通常特点，很像耄。

按说，这类创业家虽然受教育不多，没见过大世面，难免有一些个人素质上的缺陷，但混迹商海数十年，有一些关键素质应该是出类拔萃的，比如务实、头脑清醒，很难想像一个只靠胡思乱想而忽视执行力的人能发达起来。

但经过半年接触给我的感受，这老兄恐怕很难说是务实和头脑清醒的。他开会的时候，总是沉浸在自己的畅想里，忽视手下提出的具体的问题，哪怕是迫在眉睫的急事。

比如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他手下的经理对他的某个要求罗列了一系列困难。在我看来，这些困难都是务实的，并不是手下不负责任的推脱，至少相当值得论证讨论。但老板没有对任何一个具体问题进行交流，而是对这个经理作了个定性评价，我对他的原话作了记录：“…没有必胜的信心，无精气神，老气横秋，老是说困难，抱着这种思想!不要难字当头，首先要看到光明，才有激情，否则别人三天干成了，我们干一个月，哪还有利润？”

我记录这番话，就是为了写进我构思中的这篇文章，虽然有思想准备，但记下来后一看，自己都诧异，太像耄对大跃进的某些言论了：“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六亿人民出发。看问题要分清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后来经理提了一个具体问题，他听罢却答非所问，半迷着眼言犹未尽地开始谈理念、谈宏观畅想，完全答非所问。说完后经理提了第二个问题，几乎话还没说完，他又开始重复了一遍畅想。

这种现象不是偶然而是通例。造成的结果是，公司的管理处于半瘫痪状态，一些事务会拖达数周无法解决。老板发现了也会发脾气，但在具体责任上，一定是推到团队不行。

但时间长了，他还是意识到自己管理上有问题。今年他开始上EMBA。以前我对EMBA有 点成见，认为那无非是个花钱买的高端交际场所，根本算不上课堂。但从这老板身上，我却发现他的确吸纳了不少东西。但他使用新理论和新理念的一个方式是热情 洋溢地把公司会议室变成了大课堂。有一回驱车几百公里在子夜时分召开大会。当大家以为要解决久拖的事务时，却发现老板是来传播他掌握的新知识的，于事务没 有任务促进。

估 计最近老板刚学了项目管理，所以这两天把一套复杂的项目管理理念灌输给全公司，包括最基层的司机。老板的要求是，哪怕司机开车去政府办一件事，也要提前起 草好“项目架构计划书”，拟定好“执行计划”。昨天中午老板一声令下，要求每个员工起草自己岗位的“计划书”，晚上开会时数十份手写的材料放在老板案头。 老板很满意，认为这是公司的“新气象”，一口气念了四五份。我在旁边听着，简直都是些毫无意义的废话。

老 板念完以后，又讲了两个小时的大畅想，包括一些不着边际的商业构思。听这些商业构思时，我想起来耄在大跃进时的胡思乱想，比如将来每个乡村都要有自己的飞 机和机场。这种昏话显示此人对现代工业的理解仅仅是知道世间有个劳什子叫飞机，对于航空运输背后的产业、技术、市场、成本和各种配套完全没有概念。

昨天，老板告诉我，他未来事业王国里的那些餐厅服务员，要实现5步规划：餐厅服务员-餐厅菜品销售员-上门服务的厨师-顾客的健康顾问-高端的理财投资顾问。在我听来，要把一个一个的餐厅服务员变成投资顾问，和每个村建个机场是一回事。

之前有一回，他盘腿坐在沙发上给我一遍又一遍地讲他的创想时，四目相对，我觉得他像个疯子；现在我了解到他的管理瘫痪的程度，以及处理事务的方式后，我对他的评价是：昏庸无能。

芦 笛分析耄的知识结构，全来自中国古典小说，包括那些很滥的江湖读本，最高端的读物也无非是《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一类。这个老板的知识结构也类似的寒 碜，他连地球上有个地方叫中东都不知道，但不防碍他推崇中国文化的精妙。耄的体制缺乏对他的纠错能力，这老板企业的治理结构也缺乏对他的制衡，凡此种种原 因，使这俩人身上奇妙地聚合了白手起家和昏庸无能的双重色彩。

观察这个老板的收获是，我能够感性地理解耄了。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twokeqi

               (拜粉!请点此链接，勿搜索ID“2可器”，你搜不到滴，原因不明，随便猜。嘎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G中Y办公厅、公安部为了保证党中央高级干部在饮食上的安全与健康，决定配合玉泉山规划改造，在附近建立了一个以奶制品、鲜蛋、蔬菜等为主的小型农场，即“香山农场”。这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耄ZD指示　先搞“土”的，以后再搞“洋”的

　 　根据人民传媒网文章《解密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 香山农场专供反季蔬菜》消息，早在1950年2月14日，中G和苏联签订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肿腩海多了两位苏联客人。他们的正式身份是警卫和卫生专家，主 要搞医疗保健与食品营养研究。香山农场初建时，一专家对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议。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 肉类、奶制品、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并且要有相应科研加工设备，牲畜用房要敞亮通风、讲究卫生、便于清扫。此外，还要有大小不等的硬质道 路，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统，绿化隔离带或围墙等等。

　　洋专家的设想蓝图，是地地道道的苏联规范化模式，非常现代，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不过对当时经济落后的中国而言，实在是太超前了。中央决不会在吃的问题花大钱，也不会轻易搞一个设施齐全、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农场。

　　1974年10月，原警卫局副局长耄维忠回忆当年参与筹办香山农场：“那时大家刚从小农经济环境里过来，对办什么新式农场毫无经验。最大的愿望就是养猪炖肉、种粮吃饭。对苏联专家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是‘新媳妇上轿，头一遭’。”

　 　香山农场筹办小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传达的耄ZD意见：人家想搞一流的模范农场，说明他们有学问、有知识，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 苏联工业发达，地方大、人口少、好办事，我们比不了。现在弄吃的，也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搞“土”的，以后有条件，再搞“洋”的。

　 　在北京市和香山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一个以荒地、土墩为主体，近600亩的农场就这样迅速上马了。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告诉我 们当时各类作物区面积和放射、道路、深井及粪场的方位。如：种青贮玉米260亩；青割玉米15亩；打籽玉米10亩；白薯110亩；燕麦、大麦、冬小麦50 亩；苜蓿（重要牧草）80亩、苏丹草10亩，蔬菜40余亩等。

　　农场食品专供副总理以上干部

　　时间不长，香山农场基本建成，归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并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这种包括领导、生产、购销为一体的三级管理体制，是十分安全和顺畅的。但是，如何做到既要国家花钱少，又要东西质量好，成了农场一项非常突出的硬任务。

　 　在供给制年代，首长没有工资，大多在肿腩海西楼总特灶就餐。少数愿在自己家里吃的，由公务员打回去，菜肴变化不大。总体上是农场提供什么，就做什么。除 了保证“五大书记”（耄ZD、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给制年代，各家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公派厨师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农场干部想方设法加强田间管理，减少损失。

　 　在较长时期里，首长宴请外宾或重要人士所用的农场小牛肉、笋鸡、乳制品、肉鸽、鲜蛋等样样都是真材实料。各家日常用量较大的豆角、黄瓜、茄 子、西红柿、油菜、青笋、尖椒、萝卜之类的蔬菜。加上职工早起、早摘、细心分装、及时送达，其干 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要是赶上哪家首长孩子多，端上餐桌的肉片烧豆角，蒸茄拌肉末，拍黄瓜段，便是吃得很香的好菜。不久，香山农场东西好、价钱便宜的赞扬声逐渐传开，有的首长（如董必武等）开 始前往视察参观。他们得知农场是靠土法上马、开荒深耕、降低成本、保证质量。

　　中央机关干部每年须在香山农场劳动20天

　　赶上农忙时 候，香山农场单凭40余名在编人员，很难完成任务。警卫局就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

　　一次，颐年堂 会议上谈到干部问题时，刘少奇、陈云指出：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年纪轻的，几乎都是“三门出身”（即家门、学校门、机关门），走的 是一条由父母、政府安排的人生道路，不用自己操心就变成了公职人员而且是终身的。舒服倒是舒服，可经不起风吹雨打，容易摔跟斗。就组织干部轮流到农场进行劳动。

　　时隔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肿腩海居仁堂专门开了厅务会，研究布置干部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及为了便于考核、检查，特以中G中Y直属机关劳动生产办 公室名义，印刷了《劳动记工本》，人手一册。内有姓名、日期、劳动项目、劳动时间、记时人签名等详细栏目。当时原则规定，每人每年必须要有20天时间，到 农场参加劳动生产。

　　为耄ZD特供反季节蔬菜瓜果

　　当临时需要的劳动力问题 解决后，香山农场的规模便日渐扩大了。向南，与居山农场果园相连；向东、水稻田几乎发展到玉泉山疗养区的大门口。生猪也养多了，还盖了一些搞试验田用的半 地下菜房。至1956年后，国内安全形式已大为好转，北京市在商品收购、供应、藏储、管理等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有一批精干的专业队伍“供应归 口”香山农场的转向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除稻田和人员外，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为了不影响生产和供应，警卫局事先还专门从部队挑选20余名战士，转业到农场熟悉情况，协助相关部门进行交接。尔后，肿腩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之后，在原有香山农场的基础上，以部队同志为主，组建了一个常年生产班子，大家习惯叫它“玉泉山农场”。新农场除了种稻子外，还在沙土高墩上种栽“甜心白薯”一年下来也能获得三至五千斤。其中一部分窖藏起来，这白薯是周恩来最爱吃的杂粮之一。

　 　玉泉山管理处的人，开垦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种果树，算是农场副业。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左右。

　　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根据玉泉山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耄ZD等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

　 　有一年初夏刚至，天气较热，耄ZD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时间不对，老的没有，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报告上去，不知什么原因，耄ZD火了，驳斥道：“现 在正是摘桔子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我要吃，叫他们去办。”结果还是没有鲜桔子，只好用罐头产品替代，耄ZD自然很不高兴。

　　此事提醒我 们：但对领袖人物，工作人员不敢多嘴或顶撞，只能想尽法子，尽量满足要求。玉泉山农场的人专为耄ZD试种了几样平 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

说明：敏感瓷处理非原文，乃本人擅自

（一）

10月14日晚，我在青岛海洋大学做了场演讲，在交流环节，一位大学生问我：你谈到了陈guang诚，我想知道，你会不会去看望他？我解释了一大通，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自己也觉惭愧。我曾经在微博上为陈guang诚说过话，但无论从何种角度，我的言论都显得有点轻浮——他在黑暗中孤独地承受苦难，我却在温暖明亮的屋子里喝着咖啡。有人说，陈guang诚的遭遇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遭遇，所以看望他也如同看望自己，一个更好的自己。但我当时并没打算去看他，我有自己的小心思和小算盘：我不想自己的书被查禁；不想当敏感词；我计划去几个国家演讲，不想横生枝节；还有最重要的：我害怕。我怕疼，怕挨打，也怕失去自由。有人或许会说：看望一个人有这么夸张吗？我要说，这是正常人的正常想法，但在一个不正常的世界，确实就有这么夸张。我不想为自己的懦弱辩解，我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知道自由有多么珍贵，虽然只是可怜的、夹缝中的自由。我以前讲过一个死囚和骨头的故事：死囚跪在地上，只要丢给他一根骨头，他就会跪在地上等死。而我就是那个舔骨头的囚徒，为了一点小名声、小利益、小安全，吓得浑身发抖，每根骨头都是软的，一直哆嗦到死。

两小时后，我在青岛大剧院见到了王小山，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陈guang诚，他说：我们对他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我赞同，可是依然下不了决心，小山似乎也没有。为此我心里有点别扭，相信他也同样别扭。

第二天中午，在青岛海边的“小渔村”酒家，与小山、恩超、中强和诺拉姑娘一起吃饭，大家一拍即合，决定饭后就出发，去临8沂，去东尸咕，去看望那个饱受折磨的好汉。我是个怂货，需要有人壮胆，至此终于下了决心，心头一阵轻松。诺拉外表柔弱，所有人都反对她去，但她异常坚定：你们能去？为什么我不能去？如果你们不带我，那我就自己去。中强拿刘莎莎的例子劝她，说女性不应该参与这么危险的事，因为东尸咕离我们有好几千年，远在丛林时代，有许多诡异的特产：布袋蒙头、拳头打脑袋、脚踢裤裆，还有抢劫和猥亵。诺拉不为所动：我不怕！反正我要去，要么跟你们一起去，要么我自己去。当时的场面有些尴尬，我笑着打圆场：去吧去吧，不就是猥亵吗？多大个事呀，又不是抢鸡蛋。诺拉眼睛明亮地回答：就是，又不是抢鸡蛋！

作业本帮我们联系车辆、安排行程。为防不测，我和王小山把钱包和银行卡都交给了我们的朋友杨瑞春，身上只带了身份证和现金。作业本已经去过一次，热心地向我们介绍丛林旅游攻略，以及去往野蛮时代必须注意的事项，我听了连连点头，在心里给自己壮胆：大不了挨顿揍，不怕。

一个小时之后，车来了，我们五个人振奋登程。通往野蛮时代的路注定不会平坦，但没人再害怕，我们甚至谈笑起来，中强说：我们要做好准备，做好被打的准备、受伤的准备和被拘留的准备。恩超补充：还有被爆菊的准备。我调侃道：最怕的是被爆之后，就爱上了爆菊这回事，一天不被爆就浑身痒痒，跑到大街上四处求爆。这些话不怎么高雅，但挺有意思，一群人哈哈大笑。

进入临8沂市区，天已经完全黑了，城中灯火闪耀，一面面广告牌依次进入视野，上面写着“大美临8沂”、“文明临8沂”、“宜居临8沂”，某个路口的电子屏幕上有两行俗得不能再俗的话：做文明市民，建文明城市。我想起陈guang诚的遭遇，感觉这城市很有点黑色幽默，当时很想把它拍下来，刚拿出手机，它已经变成一个专治不孕不育的广告。

在市中心的荣华酒店开了三间房，诺拉自己住一间，我和小山住一间，房号1310；恩超和中强住一间，房号1317。四个男人中，恩超和中强都是实名上网，怕被追踪，用了我和小山的身份证做了登记（我们俩都是笔名，他的本名叫范春三，我叫郝群），登记时有个中年男人一直盯着我看，不知道是什么人，但心头还是有点紧张。开完房到酒店十七层吃了顿晚餐，几道菜都是当地土产：拌牛蒡，拌三七，一大碗土鸡汤，还有恩超最爱的土豆丝。也许是因为劳累，也许是因为忧虑，平日酒量甚豪的小山和恩超都没怎么喝酒。

饭后在我们的房间讨论第二天的行程，按恩超的意思，进入东尸咕之前，我们应该做点有表现力的事：每个拿一张纸，上面写着：光诚，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村口到你家。然后拍成照片发到网上。我和小山都不赞成，因为我们只是去探望朋友，这事很平常，没必要搞得那么隆重。根据网上的消息，胡晨晨TIM所谓的“21人人团”也会在第二天到达，中强问：我们要不要跟他们会合？小山摇头，说这21个人中，说不定就会有几个钓鱼党，出什么事都有可能，况且，我们不过是去探望朋友，不需要声势浩大。

夜色渐深，心情也随之沉重，我们共同决定：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决不动手，如果有人要打我们，那就任由他打；如果打得太厉害，那就跑，跑不掉就听天由命。有人说我们此行意在作秀，但在当时，我们确实做好了准备，准备流一些血，受一些苦，我们只是想验证，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去看望一个未被判刑的“自由人”会有多么艰难。但直到最后，我们也没能得出结论，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但离陈guang诚的家依然无比遥远。正如恩超想说的那句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从村口到他家。

那是2011年10月15日，一个平凡的日子，四个胖子和一个女人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当夜色渐深，女人已经睡熟，某间房中的两个胖子响亮地打起呼噜，轮番把对方吵醒。在另一间房中，一个胖子在打呼噜、说梦话，每过半小时磨一次牙，另一个胖子夜不能寐，坐在马桶盖上抽了几支烟，心不在焉地翻着书。在不远之处的某个村庄，一群身强力壮的人正在彻夜巡逻，目光灼灼地盯着一所房子。

那房中有一个盲人，曾为了众人的福祉奔走呼喊，为此受尽了折磨。他坐在黑暗的底部，却挣扎着为他人寻找光明。在这波澜不惊的夜，但愿他有个好梦，梦见花朵妩媚，满世缤纷，梦见一个光明照彻的家。

（此文出版标题《启蒙二三事》，由于手上木有出版稿，所以发上原稿，区别不大）

升斗小民眼里的30年信息剧变（2）

（此文出版标题《启蒙二三事》，由于手上木有出版稿，所以发上原稿，区别不大）

升斗小民眼里的30年信息剧变（1）

 2可器

全球在21世纪进入互联网时代。这在西方可能是一场重大的技术革命，就如从骡马时代进入蒸汽机时代。但于大陆而言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或者说比这个更幸运。

弗里德里希在《极权主义》中概括“极权主义社会”的六个特征，其中之一是“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据说有西方学者研究得出结论，广播促使苏联帝国至少提前崩溃了15年。这15年是否准确不好说，但印刷术和自由出版促进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改革，这一点无人能否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仅幸运地得到了瓦特的蒸汽机，还得到了马丁.路德的古腾堡印刷机。

我们的宣传中有个习惯句式：“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花几百年才能取得的成就”。这句振奋人心的话，如果用于描述大陆过去30年的　信息传播现象，的确是非常的精到。

当然这将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而且我们正身置其中，所以要得出什么有深度的结论不太现实，但这不影响我作为升斗小民穿越一下巨变。

我妈被互联网

有一天晚上，我和母亲拉家常的时候，说起对同性恋的看法。我妈是坚决不能接受同性恋的，她说那是一种病，一种在基因上就发生变异的病。在这一点上我和我妈有相当大的分歧。我的看法是，同性恋不是病，而是一种权利，不可剥夺理应宽容。

我知道很多人在价值观上是赞同我的看法的，但实际上，我可能比他们走得更远，因为我不仅在理性上认同，甚至在感性上我也能相当程度地理解。这是源于大约十年前我看了一部同性恋电影《妖形乐与怒》（港式中译名）。这部电影把我看哭了，让我看到了这个人群内心的坚强与柔软、挣扎与分裂。

所以在同性恋的立场上，我和我妈显然是不可调和的，完全是全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重大分歧的缩影。过去我们也就此发生过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这次，当还没展开争论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妈的立场在于那是一种“病”――这是一个医学问题，而不是价值观问题。如果是形而上的价值观分歧或像吕丽萍那样涉及宗教信仰，是没有争论的必要的，各自申明即可；但如果是个医学问题，有没有可能形成共识呢？

于是我搬出了笔记本电脑。我对我妈说，我们上网搜索一下医学界对同性恋的研究怎么样？我妈是个退休医生，是1960年代医学院毕业的科班生，也许是在我这个外行面前拥有专业上的自信吧，她说那我们就搜一搜吧。

搜索的结果当然非常吻合我的预谋。我搜出了科学界对这个问题看法的演变历程，搜出了多种研究机构、医生、科学家的相关研究结果和数据，以及多个国际官方或非官方学术组织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我选择那些非个人评论性的学术性的资料读给她听。听完后，她承认原来主流学界已经不视同性恋为“病”了。

我不知道她是否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也许我们在价值观上还会有分歧，但显然，我俩已经就一个关键而重大的分歧达成了共识。对于我妈这位从不触网的退休老太来说，这也可能是互联网对她最大的一次影响。

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而是一件神奇的事情。互联网这个奇妙的信息平台，到底在怎样影响着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思想，并且重构着社会的共识或放大着社会的分歧呢？

亲历的大传言

2011年7月份的动车事故，让新浪微博上的“＠辟谣联盟”名誉扫地，因为他们打着辟谣的名义胡说八道、扭曲真相，被网民们逮个正着。其实，网络上真相与谣言、骗局与揭秘的互搏不仅年年有、月月有，而且日日有。2007年的“华南虎事件”和2011年的“郭美美与红十字会事件”大概算是动静最大的两个。

互联网确实有能力把一个原本很小的事放得很大，但在前信息时代，却也可能产生惊人的谣言传播。比如元末明初的知名学者叶子奇，就在他的《草木子》一书里，描述了14世纪中期元朝末年的几个全国的大谣言。而朱元璋开国，也巧妙地利用了“弥勒降生，明王下世”的明教大传言。想想在骡马时代，能在全国弥漫一种传言，真是一大奇观。

古代的不说，说说我记忆中的前互联网时代的传言。

1979年和1984年，中国和越南进行过两场比较大的战争。和这60多年来进行的所有战争一样，官方至今没有公布这两场战争正式的战损公报。但奇妙的是，从1980年代初，民间就对1979年那一仗流传一种说法：越南阵亡三万，中国阵亡两万。在信息管道极其闭塞、官方媒体整齐划一的30年前，不知道这消息是从怎么传播开的。而且据今天网络上的军迷网民分析，这组数据还相当靠谱。

一个合理的分析是，民间有人收听“美国之音”这样的“敌台”，这确实能解释得通，但还有解释不通的现象。比如1980年代初，从我父亲带回家的传言里，有一种说法是，中苏关系一触即发的1970年代初，曾有一支苏军从西北方侵入中国。而大陆为了避免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就以核试验为名在西北某处放了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不仅把苏军消灭了，还让苏修有苦说不出，我国政治军事双丰收云云。

这种完全不靠谱的谣言，就显然不大可能来自“敌台”了。甚至在互联网时代，我还在凯迪论坛多次见到过网友发布这条旧消息。可见它当年的传播范围有多广，包括当时我家所在的四川一个中等城市的郊区。

1992年生活在四川的人，可能会记得一件风糜全省的传言。那年春天，人们通过口耳相传这种极其原始的方式，相互告诫“不能吃猪肉”。这条消息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地扩散开去，引发人们的恐慌。在整个成都地区，我见到的所有人都天天吃素。不久后我们去位于川北的南充实习，发现那里也是人人吃素，街上的饭馆门可罗雀。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一家牛肉馆，多日不沾晕腥的同学们席卷了满桌子的菜，连女生都忘了斯文。

这场传言大概持续了一两个月，官方自始至终也没给个说法，跟没事一样。生活最后在将信将疑中逐渐恢复正常。也许是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也许是人民的健忘症太沉重了，今天在网上也搜索不到有关此事的蛛丝马迹。将来如果有一天官方密档被公布，我一定要查询一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没发生什么。

把这件事拿来和今天相比，有两方面比较有意思。一能说明食品安全问题远非今日之弊，二十年前其实就发生过大规模的食品安全事件。只是当年停留在流言状态，没有机会借助媒体和互联网形成舆论风暴；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时的人们，无论是亲友还是大学校园里，似乎没有人愤怒于食品安全问题，更没人愤怒于真相被蒙蔽、知情权被剥夺，对于政府的不吭不响不作为，所有人都表现得相当淡定，连私下的牢骚都没几句，就像发生了一场不夺命的自然灾害一样。对比一下今日类似于7.23动车事故中的舆论汹涌，你会感到20年来，这个社会价值观的演变，其实是很大的。

1980年代，官民和谐的民族主义年代

印象里1980年代的民间价值观，并没有今天这么大分歧。准确地说，那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立场，无非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民间翻版。从这一点上看，官民之间倒是非常和谐，甚至互相抬轿。

比较代表性的事件，大概算1986－1987年长漂和黄漂。几个美国极限运动爱好者想来中国完成长江黄河首漂，一不小心刺激得中国人青筋暴起，拼着老命要与美国人抢个第一。后来有媒体采访这几个美国佬，他们纳闷地说，如果有中国人去漂密西西比河或任何一条美国河流，没有美国人会觉得不妥。不要说美国人想不明白，作为中国人今天回想起来，也觉得十分荒唐。

但这不妨碍当时整个大陆对此事的追捧。官方大约是为了通过爱国主义提高凝聚力，弥补意识形态领域日益亏欠的影响力，可着劲鼓吹长漂黄漂勇士的壮举；民间呢，按照当年风行电视片《河殇》的解读，是 “再也输不起的中国人”。

1980年代的大陆人的心态，《河殇》大概解读得不错。那时大约全民都有一种倒霉蛋心理，因为历经了数十年的瞎折腾，猛一开国门，发现自己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大家庭里，其实连根葱都算不上。所以一旦出现个跳高的世界冠军朱健华，或者六连冠的中国女排，立马成为大陆人臆想崛起的活图腾。

然而吊诡的是，事后有媒体报道，我们那朝野一起哄抬出来的长漂黄漂英雄，他们生前筹备漂流的过程中，曾经为了办一个手续，跑了无数次衙门盖了四五十个章――你能想像英雄们面对官僚时的那份恭顺的苟且相吗？然而当他们转过身面对臆想出来的西洋大力士时，立马就生出了霍元甲一般的气节来。今天如果有几个洋人来爮山过河，可能没有人再上火了，但以蝼蚁之人权捍卫国家之主权的民族主义气概，依然普遍着呢。

最惹民族情绪的书当属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这本创意抄袭作品在大陆受到了与海外非常不同的待遇。据当年的报道，《丑陋的美国人》被美国国务院要求每个外交官都得来一本，《丑陋的日本人》就不被日本人待见来了，到了中国，很多人则表示愤怒。

相似的愤怒也发生在张艺谋的《红高粱》上，这部在国际荣誉方面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电影，被一些民族自豪感很强、民族自尊心却很脆弱的人指责为“用中国人愚昧落后的一面讨好外国人”。这个立场代表了相当多的大陆人的心态，我记得这部片子上映两三年以后的1991年，某一天晚上围绕这个话题，我和大学室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参战的五六个人里，只有我一个人力挺此片，我的观点是片子足够真实，所以应该面对，面子没意义。同学们的观点是，真实归真实，不应该拿出去给外国人看，有伤中国人形象。从那时起，我就没有民族主义胚子，虽然我的思想远没有成熟。

现在回想起来，1980年代大概可算全民民族主义狂热的时代，与今日相比厉害得多。从2005年的反日、2008年的反法时的舆论表现看，今天的大陆不再是一种声音，媒体和网络上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已经非常强大。为什么现在民族主义被认为是一个问题而20多年前没人这样想呢？或许因为我们如今有了发现问题的能力罢。

那三四年，撒播了可贵的种子

要说什么会造成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多元和演变，当然不能忽视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等重大影响，但这些宏大因素的具体作用并不容易被个人感受到。我个人最直接的感受，是各种信息的多元化，直接带来了社会观念的改变。

1986－1988年可谓近三十年中国少有的相对出版自由的时期――后来有人称这段时间为“新启蒙时期”。我当时才十三四岁，没有那么独到的眼力能看出那几年有何特别之处，当然也没有人告诉我，但我受到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

我家所在县城的街头书摊上，摆满了各种热衷于“揭密”或“内幕报道”的书报杂志。我至今能想起来的书名包括《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夕阳西下：晚年毛泽东》、描写朝鲜战争的《黑雪》系列。所有这些书籍都混杂在粗糙的、以手绘体丰乳肥臀为封面的黄色杂志中。其实这些书籍都是些二流写手，把官化史料以更民间的手法改写出来，挂着解密之名来满足人们的政治窥探欲。但我认为这类粗糙读物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至少虚妄的神秘和神圣开始被解构，至少我这个正在发蒙的少年，知道姓毛的不是神。而且我深信，从这类层出不穷的书的畅销上可以推论一大批人受到过影响。这大概算是那一波新闻出版业改革的成果之一。

那会儿当然不仅仅是这类劣等读物，也有一批非常棒的出版物。延续至今的大陆第一号时政大报《南方周末》就诞生在那个时期。而我读过并能够回忆起来的要首推那套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丛书的编委成员，后来大多数都逃到海外了――抱歉我无法把他们名列于此，虽然这些名字已在我心里被记忆了二十多年――至今依然光鲜的，大概只有厉以宁了。

当年我从书报摊上淘的该套丛书包括：《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以权力制约权力》、《富饶的贫困》、《永恒的金带》、《波兰危机》。此外还有严家其的《中国文革十年史》、《首脑论》，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译著《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苏晓康的《河殇》和《1959：庐山会议》，这些书至今依然珍藏在我的书橱里。

报告文学是那个年代影响力巨大的文体，苏晓康有关教育的《神圣忧思录》算是其中代表作；我在高二教室里看完了另一部代表作《黑话》，至今记得文中借民谣挖苦“清除精神污染”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清污”、“社精”，当时看这段时眼泪都笑出来了。

我被启蒙离不开这些书。进入1990年代后，虽然我还无法透彻地觉悟到那几年的异样，但当我选择文史哲读本时，却习惯翻翻出版的年份，就像喜欢酌几杯葡萄酒的人，你一定也会在意它的年份。

蛇有蛇径，鼠有鼠道

说起来启蒙，我主要是通过阅读完成的。但以我“资深网民”的经验，我估计思想发生过转轨的人占有更大的比例，所以网上有个说法：“年轻的时候，谁没有左过？”

转变的方式，有一种是“突变”，缘于某些不寻常的事件，像地震一样震塌了原有的认知大厦。我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我有个要好的上海网友，他本人不是突变的。他在文革年代就读西方历史，思想自然就很“反动”。有一次出言不慎，评价发动文革有如古罗马昏君尼禄火烧罗马城取乐，被人告发后1969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入狱7年，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获释，然后又被送进劳改营4年。前几年他在网上发表蹲监回忆，描述1971年的林彪事件后，当号子的广播播出这条新闻时，无异于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很多人的狂热和迷信瞬间被炸成了碎片，开始思考某些大逆不道的问题。

另一位朋友的猛醒则缘于1976年四五运动时看天安门诗抄，那些民间独立的、异质的思想借助诗歌震醒了不少人。还有个朋友是因为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官方的一系列反应让他觉得民众被利用了。

当然更多的人是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多元的信息和思想。据我个人的观察，在过去5年里，中文互联网世界每个月都会发生至少一起震动全国的舆论风暴，有时候是一个套一个让人眼花潦乱。比如最近的“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事件和“723动车事件”。两个爆炸性的事件一波未平二波又起，以至有网友开玩笑说，如果从谁受益嫌疑谁的角度看，动车事故很可能是红会干的，因为他们终于可以从焦头烂额的舆论谴责中喘一口气了。

其实，象这两个事件这样舆论立场惊人一致的情况，并不占多数。更多的情况是网民们围绕一个爆炸性话题进行口水战，这几年发生过的论争包括同性恋、动物权利保护、死刑存废、三峡、主权与人权等问题。我认为这种口水战意义重大，不同的观点和思想可以进行充分的碰撞，它的多元形态本身就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

（待续）

　　最近有关俄国的一条新闻提醒世人：苏联八人帮政变被粉碎、大苏联解体迄今整整20周年了。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随后东欧共产国家全部垮台，标志共产主义在全球走向崩溃。

　 　但过去二十年，俄罗斯的民主之路并不平坦。尤其是前克格勃官员普京掌权之后，俄国的民主有所倒退，最近甚至连地方州长选举都被取消了，而挖掘政府丑闻的 记者被谋杀，政府控制主要电视，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而且还要垄断经济，把大企业国有化。但面对如此局面，普京的声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继续上升。最近普 京还要再次出来选总统，分析家认为，他当选的可能性很大。

　　为什么这样一个克格勃背景的前共产政府官员，在俄国仍受欢迎？俄国人怎么了？

　　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从哈佛退休的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教授最近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对此作出独特的解释。

　　俄国的“奴隶精神状态”

　 　出生于波兰、二战时（16岁）随父母逃到美国的派普斯是研究俄国历史的著名权威，尤其是研究共产苏联的顶尖学者。他曾在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会议担任东欧 和苏联事务部主任，参与制定对苏战略。今年88岁高龄的派普斯著述甚丰，几年前还出版了《共产主义实录》一书，对整个共产主义的兴起和崩溃，作了鸟瞰式的 分析（去年该书有了中译本）。

　　派普斯认为，像普京这种人之所以受到俄国人欢迎，主要来自俄国的“农奴”（serf）历史。“农民那里都 有，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农民。主要问题不是农民，而是农奴。俄国的农奴跟奴隶有不同，但比较接近。他们没有人权，没有公民权利，没有财产权，没有法律权利。 他们只是‘动产’。他们从没有发展出归属于社会的任何感觉。”

　　长期的农奴制度，使俄国产生一种“奴隶精神状态”（slave mentality）：崇拜强人、服从主人。而现在俄国人崇拜普京，就是这种“奴隶精神状态”的延续。俄国人崇拜强大的君王，有长久的历史。派普斯说，无 论是对残暴的伊凡，还是对被称为“伟大”的彼得大帝，还是斯大林，都是如此。俄国人喜欢强势领导人，甚至独裁者，而瞧不起弱势领导人。而所谓弱势领导人， 是指那些倾听人民的声音，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民众的领导人。派普斯说，例如对1917年俄国革命前夕的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Kerensky）， 俄国人就是瞧不起的，因为他是民主领导人。

　　共产主义为什么在俄国兴起

　　但派普斯的这种分析和认定，遭到很多苏联知识分子的反对，甚至敌视。他们指责这是“俄国恐惧症”（Russophobic）。由此派普斯有了很多“敌人”，其中还包括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

　 　虽然两个人都认为苏联的共产制度是血腥的、反人道的，导致无数人丧生。但对它的根源，他们却有完全不同的解释。索尔仁尼琴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造成的， 而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思想，是从西方进口到俄国的。意思是俄国的共产革命，来自西方，跟俄国的自身历史和文化无关。而派普斯认为，共产革命在俄国历史文化 中有深深的根。

　　七十年代中期，派普斯把他当时的新书《俄国的旧政权》（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寄给了索尔仁尼琴，但一直没有回音。两年后，听到的是索尔仁尼琴对他的攻击，指责他是“伪学者”（pseudo scholar）。

　　如何看待派普斯和索尔仁尼琴的这场分歧，不仅对如何看待俄罗斯历史、俄国知识分子和当今俄国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助于探讨更深远的问题：人类应选择何种价值？人类应走什么方向？

　　事实上，派普斯和索尔仁尼琴争论的根源是：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哪一个是真正促使人类走向自由的根本价值。

　　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在西方产生，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但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最早在俄国扎根发展？而不是在西方的某个国家？这才是索尔仁尼琴们需要回答的。以简单的逻辑来推，一定是因为俄国的历史文化土壤，适应“马克思主义”的存活和生长。

　　俄国知识分子开错“药方”

　 　那么俄国历史文化中有什么东西，跟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一播种就成长？最根本的土壤，是俄国历史中强大的群体主义——这是从农奴、到沙皇、到知识分子等 一面倒的信奉和选择。农奴对什么主义没感觉，他们只是听从主人使唤，只有群体主义思维。沙皇则是靠群体主义价值统治，因为个体主义 （individualism）会摧毁集权的底座。俄国的知识分子，则无论是当时的所谓传统派还是亲西方派，殊途同归，全都拜倒在群体主义价值之下。

　 　俄国的农奴成为群体主义中的一分子完全可以想象，因为农奴制是最极端体现群体主义的制度，他们自然是这种价值的体现者（更是受害者）。沙皇喜欢群体主义 更可理解，因在本质上，群体主义是专制者泯灭个性、控制个人的最有效统治手段。古往今来，所有的君王和独裁者，都是靠群体主义价值来一统江山的。但为什么 俄国的知识分子们，也会一窝蜂地崇拜、迷醉群体主义呢？

　　在十九世纪中末期，在俄国要转型的历史关键时刻，俄国知识分子提出的“药方”几 乎都是群体主义：有神论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们，强调东正教是正宗，俄罗斯至上，有强烈的大斯拉夫主义情怀。他们更有拯救世界的救世主心态，认为西 方在没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讲，跟一百年后索尔仁尼琴的思维一样，都是强调西方堕落，要靠东正教、俄罗斯、国土三位一体，拯救 世界。虽然陀思妥耶斯基在《罪与罚》中谴责为了所谓群体利益而牺牲个体的恶魔理论，但他推崇的东正教和斯拉夫主义，本质是清晰的群体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 和自由。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都恐惧和痛恨“革命恶魔”，但他们推崇的东正教的均贫富、反富、绝对平等，为后来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 础。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宗教的兴起，就是靠平等、均贫富等口号而横扫人心。

　　当时俄国的亲西方派，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等 无神论者，虽然不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们的帐，但在群体主义的根本价值上找到交叉点。因为他们的亲西方，亲的是反资本主义、反工业化、反市场经济、 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西方左派。而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自然为列宁斯大林的红色革命铺设了理论道路。

　　索尔仁尼琴是邪门的恶魔

　　所以，共产主义在俄国兴起，绝非偶然，是俄国各派知识分子信奉并传播群体主义价值为它浇灌了化肥，甚至起到助产士的作用。而从俄国兴起并传向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造成全球一亿五千万人丧生，是人类最大的悲剧。

　　同样出生俄国、21岁抵美、最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知名哲学家、畅销书作家安兰德（Ayn Rand，她认为自己是美国人）痛斥说，“索尔仁尼琴是极权主义的群体主义者，是个人主义和理性的最大敌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门的那种公开魔鬼”。

　 　同样在俄国出生、后居英国、对俄罗斯知识分子有深入研究的历史学者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俄国思想家》一书中更以轻蔑的口气说，俄国知识分子没向世界提供什么价值；只有总结人类教训时，才会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群 魔》。但柏林对他的同胞还是客气了，没有提到事实上俄国知识分子祸害了世界。而英国学者艾琳.凯利（Aileen Kelly）就不那么客气了，她在《俄国思想家》导论中尖锐地指出：“如果说俄国对世界做了什么有益的贡献，那就是提供了一个告诫：全世界的人们，都应该 不计代价地避免俄国的道路。”

　　今天，世界又到了一次“避免俄国道路”的时刻，那就是避免普京式的威权统治，避免“奴隶精神状态”（群体 主义的最糟表现形式）。只有在一个缺乏个体精神、个人心灵不强大的国家，才会崇拜政治强人，把装模作样的政客视为“伟大”。而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把“伪 人”捧为“伟人”。

　　所以，即使连派普斯这样的大家也承认，当初看到苏联八人帮政变被粉碎，共产苏联解体，他对俄罗斯前途“相当乐观”， 认为“俄国人自由了，所有捆绑他们的锁链被砸碎了。”可后来的发展显示“这没有发生”。派普斯认为，这跟“农奴精神状态”的惯性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 一个真正健康而强大的社会，关键是要有强大心灵的个人，只有个体主义成为多数人的生活准则和哲学，才会有一个拒绝“奴隶精神状态”的社会，共产主义也无法 卷土重来。

“不要再干这种蠢事”

不花钱“请”人采访自己

胜利的表情，公民的表情

2可器

最近网络上流传着大量利比亚人欢呼的照片，庆祝统治该国42年的独裁者卡扎菲倒台。那些热情洋溢，甚至热泪盈眶的脸，表达了来自内心深处的解放感，它穿越了地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是一种全人类都能读懂的表情。这种笑容也曾在几个月以前出现在埃及人和突尼斯人的脸上。

2011年8月中旬的《第一财经周刊》报道了埃及一个30岁的互联网创业者雅思麦.米哈利的话，他认为穆巴拉克的下台让人们更具自信：“现在的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在充实自己，帮助别人，这种生活才有快乐···想想看，埃及人连穆巴拉克都能推翻，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完成呢？”

同月的《穿越》杂志在其埃及专题中，报道了一位叫哈利法的埃及青年。这个26岁的埃及人仅仅在一年以前还认真地考虑着是否要移民，现在他则庆幸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

     

（兴奋的利比亚民众）

像哈利法这样想离开祖国的埃及人，曾占这个国家总人数的10%。2006年，全国有800万人申请参加美国绿卡乐透（美国国会发起的一项移民项目，每年通过抽奖给5万人提供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即绿卡），而且大多数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

这个时期的埃及人是什么表情呢？《穿越》杂志在其专题中报道：“关于从前开罗人是什么表情，我听过的最好的比喻就是：去看看埃及博物馆里那些法老时期的雕像，他们和博物馆外中央车站里等车上班的人们就像表亲，都一样饱经风霜、忍受苦难···这是一种被击败了的表情，过去60年尤其是过去10年整个国家的失败都写在脸上”。

但是，穆巴拉克仅仅被推翻了几个月，这个“被击败”的表情似乎完全换了――“整个Downtown还沉浸在一种轻飘飘的节日氛围里，每到周五，这种氛围就格外浓郁，好像有谁拍两下手，其他人就会跳起舞来···百来十个人围着小乐队，女孩男孩大叔大妈都举着手打着拍子，唱的是‘不要低头，我们是埃及人’，脸上全是自豪感，气氛可真好”。

这份从容和自信，让我想起去年在美国弗罗里达州的坦帕市遇到的一次惊讶。那天下午，我们参加完一个正式活动，西装革履地在海滩散步。离开的时候，我们一部分人迷路了，一个哥们儿向一个正在垃圾桶里拾荒的老头儿问路。这老头抬头见我们这身装束就问你们从哪儿来。当他听说是从中国来，以及来这里是参加一个什么什么交流时，索性放下手里的活儿拉起家常，愉快地介绍起这座城市来。

这美国街头的拾荒老头儿与他的中国同行的对比让我们大为惊讶，倒不是因为他能说出什么，而是他的从容和自信，从他的谈吐里，你看不到等级压迫带来的自卑感，比如我们熟悉的那种谦恭和木讷的笑容、那种躲闪的眼神。

 
（美国鱼贩子的神态。摄于西雅图）
（美国鱼贩子的神态。摄于西雅图）

 
（美国菜贩子的神态。摄于西雅图）

（美国干货贩子的神态。摄于西雅图）

（美国清洁工的神态。摄于纽约）

（美式肉夹馍－－热狗摊档贩子的神态。摄于华盛顿）

（美国清洁工的神态）

人人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在中国，这样的脸难得一见”。陈丹青观察到的那种表情，大概就是这位拾荒老头儿的表情。

想当年，刘少奇曾握着淘粪英雄时传样的手时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很好奇地搜了一下这次亲切握手的图片，我想知道时传祥在其时其景是个什么样的表情？是美国拾荒老头那种平等式的从容和自信呢？还是红卫兵见到伟大领袖时那种跪拜式的激动呢？搜索结果显示，时传祥是前者，可能他真的相信了刘主席的话。

 但是，如陈丹青所说，“在中国，这样的脸难得一见”――虽然中国人民很熟悉“我是人民的儿子”“我也是普通一兵嘛”之类套近乎的客气话。套近乎往往是别有用心的，客气话只是礼尚往来，无非是为了抹去不平等符号，因为这种符号有时候会让人害怕。公元前的古罗马时期，就有人曾提议让奴隶们佩戴明显的标识，但这个政策却吓坏了统治者，因为他们发现这不仅会让奴隶们产生共同意识，而且奴隶们还会发现自己人的数量原来很庞大。相比之下，脱去龙袍享受实惠更划算，但能掩盖的是龙袍，掩盖不住的却是老百姓的表情。

（美国军人与最高手掌一起的表情）

听不懂广场上欢呼的利比亚人在叫唤什么，但我能读懂那份表情，那是胜利的表情、公民的表情。

义乌征地腐败揭秘：旧村改造中112套违法别墅是谁建？

——义乌调查之三：来自义乌市江东街道西陈村的征地腐败报告

亦忱●发自浙江义乌·杭州

（声明：本文纯属个人调查，与任何组织机构无涉，文责自负）

（图1：绿色箭头所指，为来自谷歌卫星照片的义乌市西陈村违法建设的别墅群）

【亦忱按语】我国第10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于（5月）6日全面启动。今年3月获得国务院批准的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是我国第10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说，以国际贸易为主题在义乌开展试点，符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新变化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在要求。（新华社杭州5月6日电）

所有去过义乌的外地人，恐怕无不会被这座城市的光鲜外表所震惊：这里有全球最大的单体小商品城，这里有全球最密集的外商汇聚在弹丸之地，这里有全球所有人都需要且应有尽有的小商品……

然而，这里也有不被太阳光照到的漆黑暗影，这里也有令人骇然的惊世奇案，这里也有深陷困境令人同情的奇人，这里更有诸多隐藏在腐败分子施放烟幕掩盖的奇形怪状之事。

本系列关涉义乌市社会调查的文字，笔者准备分诸多章节给诸位关心义乌乃至浙江和整个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网友，详细道来近年发生在义乌这片热土上不为人知，亦不被诸多势利的媒体关注的真案奇人和震骇人心的腐败故事。

（2011/7/27）

 一．一个浮夸村民人数近一倍的“旧村改造”方案

义乌市江东街道西陈村，是一个如今也不到1000村民（实有983人）的行政村，其公开对外介绍的本村住户，迄今也只有465户。它在5年前的2006年12月，其实是个只有900余人的中等规模的市郊村庄。

可是，就是这个村庄不大却区位极为优越的中等规模的村庄，竟在一位供职于义乌市党政领导班子的某强人的一手操盘下，以虚报户数为547户，虚报人口数为1782人，作为该村旧村改造的户数和人口基数，一举就成功骗取浙江省国土厅，核准了这个村庄夸大规模近一倍的“新农村建设方案”。

据来自2006年8月23日义乌市发展和改革局下发的《关于西陈村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批复》（义发改[2006]143号）文件表明，西陈村新农村建设项目选址在江东街道西陈村区块，总用地面积28.9562公顷。2006年12月3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国土厅，正式出具了“浙土字A[2006]-0429建设用地审批意见”，对西陈村旧村改造用地及义中路用地进行了批复。其中“新义中路”涉及西陈村用地7.5281公顷，合计112.92亩，旧村改造用地21.4281公顷，合计322.42亩。

 

（图3：浙江省国土厅批准西陈村等旧村改造的审批表）

然而，只要任何带了眼睛的局外人进入这个正在进行旧村改造的西陈村走一遭，相信都会被这个村里的一些奇异景象，震骇得目瞪口呆。

那 天，西陈村三组的村民陈福海与陈根民二位本地土著农民，闻听笔者是来义乌进行社会调查，便带着笔者在村里稍微转悠了十几分钟。就是这十几分钟的现场探查， 不仅令笔者心里疑窦丛生，脑中深感困惑，而且，也促使笔者深入研究义乌市为典型的社会转型中的土地腐败，是如何蚕食农民赖以谋生的土地，并转而深究一个地 方的土地腐败，是如何在一伙贪官污吏肆无忌惮的疯狂掠夺下，而日渐陷入病入膏肓的深刻缘由。

 

 （图4：西陈村报批旧村改造用地的示意图，里面根本没有提到别墅一个字）

 （图5：正在建设“新农村”的西陈村一角）

   二、一个具有义乌特色的疯狂掠夺农民土地的典型个案

2010年8月1日，据来自义乌市建设局及义乌市江东街道办事处共同发布的“规划公示”声称，按照他们的公示图测算，“义中路”的建设规划，仅需用地约2.5公顷，而不是当初报批并获准的7.5281公顷。

 （图6：西陈村占用耕地审批表，红线表示部位是准确数据）

 

 

（图7：西陈村用于新义中路的用地指标被夸大三倍的证据）

毫无疑问，这是义乌市江东街道伙同义乌市国土局，将报请浙江省国土厅审批而骗得的7.5281公顷土地，在扣除了2.5公顷用于扩建“新义路”之后留下的5.0281公顷土地（折合75.42亩），在5年前由一个名叫“义乌市统一征地事务所”的非驴非马非官非民的垄断机构，以象征性的6.2883万元/亩，接近于奉送的价格收为囊中，于时过境迁之后，公然拿出来高价拍卖。

 

 （图9:2006年诓骗西陈村征地建设新义中路的虚假协议）

2010年8月20日，江东街道办事处违法发布拟出让新义中路1#，2#，3#，6#，7#，8#，11#，12#，13#，14#国有建设用地公示。称该项地块为商住综合用地，一层为商业，二层为住宅，该地块将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开出让。

据陈福海那天言之凿凿地说，虽然西陈村有不少村民于公示规定的异议期内，络绎不绝前往江东街道建设办与国土资源所提交了土地权属《异议书》,但这些部门不仅置若罔闻不予理睬，而且，随即依然我行我素，将这些原本属于西陈村村民集体所有，被五年前谎称征去搞“新义路”公共工程的土地，而肆无忌惮地作为商住用地加以拍卖。

据事后了解，这次公然践踏国家土地管理法规，将村民集体拥有赖以谋生的土地，巧取豪夺过来再来加以拍卖，其卖价之高，简直骇人听闻：即使是卖价最低的土地，也卖出了每平米4.5万元的高价，而最好的地段则拍出了7万余元一平米的天价。至于其拍卖总收入为多少，据可怜的西陈村失地村民陈福海多方打听到的马路消息称，已经超过了3亿元以上。当你想到这堆成金山的出卖农村集体土地的钞票，西陈村诸如陈福海一样的底层农民一毛钱都分不到，真不知你会作何感想。

据来自义乌某知情人传言，目前，西陈村被掠走的这112亩原本是用于公共工程建设的土地中，其75亩绝佳位置的土地，只剩下几块道路转角上的寸土寸金的土地不知留给谁用之外，这批土地已经全部落入了义乌一帮先富先贵群体的手中，而永远从西陈村原住民的财产账单上彻底被抹去了。

三、一个无人知道底细的112套腐败别墅群是如何凭空产生？

伴随着义乌一帮胆大妄为的贪官污吏对西陈村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疯狂掠夺，在并不富裕的西陈村，竟然从2009年4月起，在义乌市长何美华的一手操持下，而凭空违法建造起一片总数56幢达112套最时尚的别墅群。

 （图10：在义乌市环城南路对西陈村别墅群掠影）

（图11：在陈福海家三楼眺望西陈村别墅群）

    按照一位义乌具有良知的老共产党员流着眼泪对我的说辞来描述，“这片面朝大路，背靠青山，毗邻义乌烈士陵园——长城公园的别墅群，可说是对那些长眠于坟墓 中的义乌烈士是个奇耻大辱。”那是因为，这一幢幢在卫星上都能清晰看见的西陈村拔地而起的别墅群，不仅诸如陈福海这样的普通村民浑然不觉其来历，就是义乌 市相当层级的官员，除了何美华市长、陈秀仙副书记（其原籍为西陈村，乃父在文革期间是西陈村大队的大队长）等义乌操有实权的决策者之外，也绝对不会知道审 批建造这个别墅群的机构是哪一级，也不会知道别墅的建筑单位及其包工头姓甚名谁，更不知道这些别墅的主人是来自何方的达官显贵。

那天，陈福海指着自己和弟弟尚未被纳入旧村改造，已经歪东倒西的破宅子对我说：“我真有点后悔自己与村里、街道和市里的贪官污吏们作对，居然连累弟弟的房子都造不成了。”

 

 （图12,13：陈福海俩兄弟被排斥在旧村改造之外的破旧住宅）

    在笔者离开义乌远走杭州之前，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义乌消息灵通人士在私下给我坦诚地发出忠告：“兄弟别去管义乌的这种烂事！莫说义乌的腐败可以在卫星 上轻易发现，哪怕你逮住一个正在拿麻袋装钱的义乌腐败分子，人家也有办法脱罪而照样在市里耀武扬威。原因无它，因为人家上面有人罩着。”

当 时，我对此大惑不解，便如此回应道：“虽然我知道这个制度毛病不少，但整个体制却依然在有效运作，也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否则，你很难解释诸如杭州与苏 州各有一个副市长被逮住给处死了。所以，我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现体制即使有数不清的毛病，但在对付明目张胆的腐败分子这个问题上，应该还是有效的。”

可是，当这位朋友说出这样的话之后，我的心理也确实不无忐忑和困惑：“你只要知道是哪些人是这些别墅的业主，估计就不会去做这种无用功了。………”

不过，在此我可以坦然告诉所有义乌或非义乌的贪官污吏们，你们即使可以逃过初一的惩罚，但绝对逃不过十五的在劫难逃。因为在正义女神经常打瞌睡的当代中国社会，还有那个叫自然正义的大爷，时时刻刻与我这种具有血性的中共党员和所有中国人做伴。

四、一位悲催的西陈村的资深上访者陈福海

在 结识西陈村苦大仇深的执着于上访的村民陈福海之前，笔者对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如何跌进老上访户的深渊，确实不甚了解其演进的必然逻辑。是陈福海一家人以他们 的幸福生活是如何被上访毁掉的惨痛经历，告诉了笔者这个道理：一个并不大的委屈，是如何会将一个只认死理的人拖入顽强上访的深渊。

说 来事情非常简单，陈福海与村官、街道官员乃至市里的达官显贵结怨，最初是件小事引起：他家门口的一条原本可以并排通行两辆大卡车的村中主干道，不仅在旧村 改造中被彻底废弃，而且，其原本出门很平坦的空地，竟然被村里对他有成见的村官，鼓捣制定旧村改造规划的更操蛋的专家们，作出了填土一米多的决定。于是， 原本是位小工厂主的陈福海，肯定就不答应了。平心而论，此事其实换了谁，估计大概也不会答应的。

 
（图14：导致陈福海上访的根源——家门口的村主干道被无理侵占。箭头所指，为陈家门。）

 

 （图15,16：陈福海家门口及其当年村里主干道的现状）

    常言道，叫花子门前，也有三尺硬土。可如今，陈福海虽然有一幢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五层高楼，另外，他在建楼的几乎相同时段，还将一座原本属于村里集体所有的食品厂，在公开拍卖中买下，而与自己的住宅连为一体。

如 今，随着这种严重伤害他家利益的建设方案畅通无阻，村里那些有权有势，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一个个不仅将新居戳在自家门前，而且，还将平时他可以将大 卡车开到家门的宽阔道路蚕食掉了一半。尤其令陈福海极度憋闷的是，随着他家门口的空地被填高，他家现在已经被洼地化和湿地化，只要来一场豪雨，他家就会水 漫厅堂，顿然将他原本随时可以租人办厂或居住的大宅子，变成了无人问津的低劣资产。

（图17：与陈福海隔窗相望，毗邻新村主干道的邻居。此人的姐姐为义乌市委副书记）

    可怜陈福海在生存环境随着旧村改造一路高歌猛进，却顿然跌进了苦不堪言和日夜烦恼的深渊。于是，在频频奔赴街道和市政府上访无效的情状下，一次又一次去法院走诉讼渠道解决问题，可是，却次次都在有理有据以为可以赢得诉讼的情境下，把一个个官司输得不明不白。

因而，自2007年10月开始，陈福海在本地求助于各级官员解决问题无望之后，便开始踏上前去杭州和北京上访的痛苦征途。据他妻子告诉我，他仅仅前去北京国家信访办上访就达7次之多，2009年3月8日，陈福海夫妇及弟媳三人，有一次在北京一个名叫清水苑社区中的丽水宾馆里，被囚在地下室二层两天两夜，不仅被一伙操河南口音的人投入黑监狱喝水都导致拉肚子，而且，还被敲诈了2000余元。

 

（图18：作者与陈福海和陈根民合影与旧宅前，左为陈福海，右为陈根民）

    记得在那天我与陈福海道别时，我对这位因为频频上访已经陷入困境不可自拔的失地农民说：“上访，不如上网；求官，不如求助舆论。只要你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告 诉世人，相信这个世界上富有正义感的人并未死绝。你这点问题，只要浙江某个部门的当权者愿意加以解决，那其实真不能算一个上得了斤两的问题，而是一个很简 单的问题。”

可 是，像陈福海诉说的诸如西陈村涉嫌的惊天土地腐败问题，它究竟能否解决，确实不容乐观。那是因为，义乌的既得利益团伙中一个以胆大妄为而著称的强人，曾经 公然指使亲信将陈福海唤到自己在市委市政府的豪华办公室内，而这样声色俱厉地严正警告过他：“你不要去省里和北京告状！要告也是白告！西陈村的土地问题， 绝对不是你这种没有用的一个农民所能告倒的。我只要去省里找领导打个招呼，该补的手续补一补，很快就能补来的。”

结语

关于义乌触目惊心的土地腐败问题，其实早就被我们国家富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媒体关注过。例如，隶属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正义网，于去年年底，曾派出记者专程深入过义乌北苑街道采访过这里的天价街道办公楼问题，和此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诸多腐败问题。

可是，为什么义乌的既得利益团伙能很快就将这种舆论的监督加以消音呢？一个参考的答案大概是：这些前来监督义乌贪官污吏的记者们，只不过是蜻蜓点水那样浅尝辄止；加上或许真的有操持更大权力的达官显贵们，为义乌的土地腐败背书，所以，这里的土地腐败现象才难以遏止。

为 此，笔者在此严正警告义乌涉嫌土地腐败的达官显贵们，你们若不主动去纪委和检察院自首，本人将持续深挖义乌的土地腐败问题的根源，穷究那些胆大妄为的官员 和商人们，是如何利用百姓容易轻信的善良，和信息不对称无法展开利益博弈，而听任你们一次又一次玩弄那种打着发展的旗号招摇过市，私底下却干着这种肆无忌 惮掠夺义乌农民的土地以谋私的惊天腐败，并以此警醒体制的相关决策层，去认真正视这种彻底解构和谐社会，而带有烂根性质的腐败现象。

（2011/7/27）

下期预告：

义乌土地失踪之谜：是谁偷走了星火村800亩土地？

——义乌调查之四：义乌市星火村800亩土地不翼而飞的故事

 

（以上两截图，未经证实，求辟谣）

作者：阿萨德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地步，铁道部的相关人员也应该走到台前给公众的疑问一个合理有序的解释了吧？

问题一：高铁列车究竟是正牌儿国产还是由日本国进口？如果是从日本进口，请告知公众是哪家公司（株式会社或企业）所造？当初买来的时候，究竟是否将全套设备及技术（如控制系统、预警系统、安全设施等主次设备及技术）完整采购来华？

问题二：如果该设备是正宗国产，那是由哪家公司所研发？设计、研究人员具体是谁？出了这么大的事故，该公司的哪一位或哪些人该为此类产品质量问题负责？如果系日产设备，那采购的不是完整的设备及技术？涉及运行安全问题，日方是否有所提醒？

问 题三：如果该产品系日产，那为什么从1964年至今运行了快47年的日本新干线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人为而造成的人员伤亡事件？而采用和新干线同样轨道技术的 我国高铁这才运行几天就出了这样惨绝人寰的悲剧？如果该产品系国产，那为什么在技术参数、运行状态、防护安全上会有如此大的纰漏以至于酿成如今之惨祸？！ 我国该产品的研发、制造人员是否如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技师们一般本着对生命的敬畏，做过周密、详细的推演与测试？

问题四：事已既出，推断出起因为雷击，那为何不全面停止高铁运行并进行相关安检？难道旅客，或者说你们客户的生命没有盈利重要吗？在这个世界上难道花花绿绿钞票会比那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更美丽吗？

问题五：该次横祸发生之前社会上早有质疑，诸如高铁说明书原文系英文，驾驶员上岗前仅有两周受训经验…………此次事件中驾驶员亦然惨烈殉职（铁棍贯胸），如上述质疑是真，那这岂不是既对旅客不负责同时也对自己的员工不负责？在有些人眼中，人命究竟价值几何？

问 题六：据悉现在以撤换上海铁路局的三位高官（局长、书记、技术负责人），那自2007年至今到现在一直声称我国高铁不会追尾并驳斥日本专家葛西敬之“无稽 之谈”的专家王梦恕，一再声称“我国的高速铁路是有保证的，可控的，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是不对的”的铁道部总工程师何华武等人是否有责任？就凭原先 的这些保证和眼前的事实他们还有没有资格和理由继续在现在的位子上坐下去？他们是否应该被问责？

问题七：2007年声称耗巨资（500多 个亿的人民币）买来的设备和技术为何如此不堪用？连起码的安全性都不能保障？这里面是不是有猫腻？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现在是落马了，难道只是他一个人暗箱 操作？根据中国的国情官场我委实无法相信没一大帮子人为他牵线搭桥、端茶递水、抬轿子、递折子等等这么大的事情他一个人就能独立完成，我更不相信这些参与 者个个都清清白白一分不捞。如果是这样，那还有谁伸了手，谁的屁股不干净？请不要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类似于“四人帮余毒”的借口把一切责任都推到落 水狗身上，中纪委在这样的时刻是不是不应该闲着，是否应该对相关人员彻查到底？

问题八：事到如今，事故究竟到了什么地步？究竟有多少人遇 难？多少人受伤（应该列清：重伤、轻伤、轻微伤）？有多少人失踪（这个词敬请慎用，因为这既不是战争也不是地震更不是空难，几十米的高度掉下来，没有千沟 万壑，我不觉得遇难者遗体或伤者有多难找寻，更何况高铁购票是实名制，可以精确到每一个座位）？可否在网络与传统电视媒体上做及时、详细的在线报道？这样 对受伤害者的关怀至少在我们这个连路边到了老太太都不敢扶的丧德之邦里可以重新升起一股人性的暖意，更可以为那些至今揪心着的家属们撑起一片希望与信念。

问 题九：最后这个问题和铁道部关系不大，我想问询的是温州的血站。这次令我所感动的是那些赶赴医院献血的温州民众们，正所谓“遇有患难常相助，化险为夷莫抛 弃”，是那医院门前献血的长队使得我再次对这个原本感觉唯利是图、业已沦丧的国度中，一股股暖流正在奔腾，一颗颗热心正在升起。但我所质疑的是，血呢？往 常大家所献的血呢？我无法相信在大灾面前勇于捐献的温州民众（无论本地人还是外来人）在平日不会为其他的伤者和病者捐献自己的爱心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那既然如此，平时的血液储备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这次会血库高级需如此这般临时抱佛脚？貌似红十字会和血站是挂钩关系吧？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典故”？ 别是又花到郭美美们得身上了吧？还望“有关部门”出来解释一下。

作者声明：以上发言均代表个人，本人愿对此言论负责。

义乌奇案：顽强抗争与公正判决是如何阻断强拆

——义乌调查之一：吴广德致3死16伤大案的判决为何深远影响

亦忱●发自浙江义乌·杭州

（声明：本文纯属个人调查，与任何组织机构无涉，文责自负）

【亦忱按语】我国第10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于6日全面启动。今年3月获得国务院批准的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是我国第10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说，以国际贸易为主题在义乌开展试点，符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新变化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在要求。（新华社杭州5月6日电）

所有去过义乌的外地人，恐怕无不会被这座城市的光鲜外表所震惊：这里有全球最大的单体小商品城，这里有全球最密集的外商汇聚在弹丸之地，这里有全球所有人都需要且应有尽有的小商品……

然而，这里也有不被太阳光照到的暗影，这里也有令人骇然的奇案，这里也有深陷人生困境令人同情的奇人，这里更有诸多隐藏在腐败分子施放烟幕掩盖的奇形怪状之事。

本文，准备分诸多章节给你详细道来近年发生在义乌这片热土上不为人知，亦不被诸多势利的媒体关注的真案、真人和真事。

（2011/7/22）

一.前言

五年前的2006年8月9日上午，是一个永远改变义乌农民吴广德和龚顺忠、王正宇、王正军这三名公务人员命运的黑色星期三。

案发后，吴广德历经金华市中级法院和浙江省高级法院一审和二审长达14个月的审理，虽然先后于一审二审均被判处死刑和裁定维持死刑，但在随后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时，却遭致最高院作出“不核准”死刑的堪称历史性裁定。

此 案，虽然在当时未获国内各大媒体关注和深度报道，但这个裁定的结果，却一举改变了义乌市乃至整个浙江地区的合法民宅动辄被强拆的命运，从而，使许许多多面 临合法住宅被强拆命运的义乌百姓乃至整个浙江的百姓们，终于从不讲规矩和道理的官权肆虐中，得以获得宝贵的喘息时间，进而迎来了中央政府日益严苛的对基层 地方政府滥施强拆的硬约束。

本 文就是简述吴广德案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是如何为抗拒强拆的义乌百姓们带来转机故事的引子。在讲完本人自费展开的这个作为义乌社会调查序篇的陈年旧案之后， 我将渐次展开叙说一些更加惊心动魄的正在演进或激化冲突的奇异故事，描述几位堪称独立特行的义乌奇人，从而，给所有面临强拆命运，或面临恶势力欺凌的国 人，带来一些依法抗拆和抗暴的经验与教训。

二.吴广德案概况

为了长话短说，在此删繁就简照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2007）刑四复85023878号《刑事裁定书》中对吴广德案件的阐述：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吴广德家的4间5层楼房位于义乌市江东街道办事处东新屋村，坐落在37省道青口圆盘东阳方向公路南侧，一楼为店面，北面门前为一宽8米、长14米的水泥地面。经审批立项的37省道青口圆盘改造工程，需对吴广德等几户进行拆迁。吴广德及其嫂周美香因对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不满，不同意动迁。后工程指挥部决定修建便道供车辆临时通行。2006年8月8日上午，工程总指挥虞献潮找到吴广德夫妇谈话，明确告知次日将修便道，只会碰到吴广德家门前水泥地西北的一个角，对其生活不会有很大影响，吴广德夫妇表示支持。次日上午7时许，施工单位按主道划好施工石灰线，最近处距吴广德住房不足一米。上午9时 许，按照事前的部署，江东街道办事处、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东城大队、江东派出所、义乌市保安公司、义乌市青口交警中队和东新屋村共同组织百余名工作人员 达到现场。施工单位的一台镐机和一台挖掘机分别在吴广德家门前水泥地的西北角及周美香及其子女吴荣林见实际施工位置与前日的约定不同，遂进行阻拦，要求协 商好后再施工。工作人员将周美香、吴荣林等人拉开后，继续施工。因阻止未果，吴广德即驾驶自家的解放牌自卸车撞向正在现场维持施工秩序的工作人员，造成龚 顺忠、王正宇、王正军当场死亡，吴志福等16人不同程度受伤。”

案发后，吴广德在案发现场未作任何反抗而束手就擒。随后，在一二审开庭时亦对自己蓄意驾车碾死碾伤19人的事实坦然承认。故而，此一案情极为简单清晰的刑案，导致吴广德相继于2006年12月15日和2007年10月8日，分别经浙江省金华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定维持死刑。

然而，在2008年10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在审查了上述一二审的判决之后，却令人惊叹地推翻了上述判决，可说作出了堪称历史性的下列不复核吴广德死刑的的裁定。在这份只有区区三页的给吴广德免死的裁定书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法官李勇作为审判长，这样写道：

“鉴于负责拆迁的单位在具体工作中处理欠妥，吴广德在情绪失控下犯罪，并考虑其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原判对吴广德处死刑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不复核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浙刑三终字第32号维持持第一审对被告人吴广德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二、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浙刑三终字第32号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吴广德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三、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至此，三条人命在身的吴广德，终于在最高人民法院富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法官们作出这一堪称历史性的裁定之后得以免死，而在随后的重审中获判死缓，最终于2008年冬天到来之前而被投入杭州一所监狱服刑。

（图六：为最终判决吴广德死缓的浙江高院极终重审判决）

三、吴广德案件的深远影响

话 说吴广德被免死之后，令人极感吊诡的是，国内各大媒体竟然未作任何值得一提的深度报道。就连与吴广德同处江东街道的众多百姓，都误传他早已经被处死了。但 是，在义乌市司法界和有一定层级的官员阶层中，都知道吴广德被免死的最终判决。这对那些操权无所不为的义乌胆大妄为的官员们，确实深感胆寒和困惑。

在2008年10月， 当吴广德案的终局裁定下达之后，时任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终于认识到，对被强拆户的合理诉求确实不可置若罔闻，于是，在几乎此判决下达的同时，他亲自在义乌 市委党校开展全市性的大接访，而亲自处理了一批老上访户的合理诉求。其中，地处义乌市北苑街道星火村王前山自然村的村民季子光，就很幸运地为自己被强拆的 厂房，在吴蔚荣的亲自干预下而获赔28万元。

有时，许多人很奇怪，为何发生在义乌的这种令人极为惊叹的社会现象，为何不见那些势利的媒体前往进行深度报道呢？难道这个浙江最富庶的田野流着蜜、街道铺满钱的浙中小城，因为每日平均有3位省部级高官莅临，而无人敢揭开此地隐藏于阳光下的暗影吗？

不知谁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后记

义乌进入本人视野是1999年的事情。那一年，本人作为江西一地级市的政法委小科长，曾受命协调一起牵涉到义乌商人的冤案。当年，本人力排众议主持公道主导了这起冤案的纠正，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开释了这位深陷囹圄的浙商。

随后，本人转而去了一所中级法院出任无所事事的副调研员，在混了几年寡淡的无聊日子之后，遂自甘从官场淡出而经组织批准处于准退休状态。在那漫长的百无聊赖日子里，本人出于脱贫的欲念而在所谓“君子爱钱取之有道”的理念指引之下，于2005年起将自己前半生积蓄的那点小钱，搭股在义乌一位朋友名下，任由其在义乌市国际商贸城练摊。虽然目前这点小钱全数打了水漂，但一个预料之外的收获是，本人在义乌广泛接触了此地官商学各界的朋友无算。

坦率地说，作为一名关注这座浙中城市达12年之久，目前退休之后又游走在体制边缘地带的前法律工作者，我对义乌的深度观察，曾在浙江金华、杭州乃至北京的朋友圈内，都是以观点新颖和视角独特而被人深表认同。

这次，本人利用50余 天深入义乌社会底层广泛走访，又同金华和杭州的不少浙江好友切磋之后，深感解剖义乌阳光下的阴影现象，对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和促使基层政权走向善治，应 该会不无裨益。故而，本人准备在近期相继撰写四、五篇涉猎义乌不同领域的现场调查报告，以求教于国内外关注义乌现象的同好。

凡愿意跟本人切磋或深度曝料义乌各种非正常现象的国内外朋友，可将资料电邮本人下列邮箱（来信必复）：

1.     chengp001@hotmail.com/

2.     yichen.gp@gmail.com/

（2011/7/22）

下期预告：

义乌奇人：生存于黑社会枪口威胁下的抗强拆者季子光

——义乌调查之二：来自义乌市北苑街道星火村匪夷所思的故事

敬请期待！且听下回分说。

听证真的不是代议哦，只是领导的花裤头

《时代周报》标题：对听证老太的错位愤怒

2011年7月21日　　2可器

64岁的成都老太太胡丽天最近被小小地人肉了一下，因为网民 指责她在数十次听证会上“参会必涨”，成了配合政府涨价的“史上最牛群众演员”。老太太不仅很委屈，说“我们没有被收买”；而且也很坦率，来了一句倪萍大 妈式的自我定位：“总体来说，政府是衣食父母，作为儿女，应该听政府的话。”

这个“总体来说”，揭露出了争论的一切本质。网友们对胡老太太表达愤怒，是因为他们之前对老太太抱有某种民意代表的期许。但胡丽天只是参加听证会，不是参加国会，她真的不是代表，听政也真的不是代议哦。

虽然整整100年前，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中国大陆民众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对代议制民主最陌生的国民。如果有一个全球排行榜，俺估计排名比人均GDP还要难看得多。而听证会这个东东，瞅上去还真有点像代议制，所以人民群众对它表错了情，显得灰常“合情合理”。

听证会起源于英美，是一种把法庭辩论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按美国行政法，行政机关指派一名行政法官主持。听证会上，由持异意的双方展开辩论。最后行政法官必须像法院审判一样做出最后的裁决，裁决必须详尽地回应双方的观点――这一点非常重要，确保程序上的正义。

虽然有严整的程序公正，但听证会依然不能等同于议会。首先议员是按人口或选区产生的，具有明确的代表性质，而听证会参与代表是从不同意见阵营中 以抽签等方式产生的，代表意见的不同方面，带有随机性，讲究统计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和不同意见的完整性；其次，召开和决定的权力归主持方，而不归与会代表。 所以听证会带有咨询性质，属于当局主动“发扬民主”的做派，而国会则是国家政权三极中的一极，拥有强大的提案权和表决权，属于行政当局头上的紧箍咒――两 者实在不能同日而语。

而咱们这儿的听证会，比起西方，又要山寨很多。就像胡丽天老太太说的，“摇号是从报名者中9选8，5选4，你报名也会被摇中”，这连统计意义上的合理性都没有了。更何况行政当局能否做到对各方意见都做出严格回应呢？

无独有偶，2011年7月18日广州对的士调价的听政会上，代表一方意见的韩志鹏不仅连入席的机会都木有，而且还体验了“平生遇到的最粗暴的被和谐” “非常无奈，非常失败”。

韩志鹏在7月18日的广州的士调价听证会上遭遇阻拦时对工作人员说：“我是受很多的哥的委托来的···请把我的意见也就是市民的意见，转达一下，不行吗？”但是工作人员表示要请示，可请示来请示去终究没有结果。韩志鹏终于发现自己“成了多余的人”。

韩志鹏在这里的角色其实已经不单纯是要求参加听证的代表了，在民主制度下，他本来可以找他选区的议员，甚至他自己就成为议员。这不需要什么深奥的理论和训练，这牵涉每一个的士司机的生活。所以，杜威说 “民主是一种个人生活的方式”，民主“不仅仅是对人性的总体上的信仰，也是对人类只要有适当的条件就具备理智判断和行动能力的信仰”。

普罗大众强烈置疑各种代表已经成为常态。从做了50多年人大代表“从来不投反对票”的申纪兰、“不给政府添麻烦”的政协委员倪萍，到此次“政府是衣食父母，作为儿女，应该听政府的话”的听证代表胡丽天，网民们表现出一边倒的立场。

成都的胡丽天老太太感到自己很委屈，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有理由比申纪兰和倪萍委屈，因为她只是“被发扬民主”去的听证代表，这种代表是代表自己还是代表别人，或者干脆只是代表一种被统计的意见，实在是面目模糊。

对于代议制的精巧的细节方面，俺真的相信中国大陆大多数人的确是很陌生的，毕竟5000年来俺们没吃过猪肉，30年来才隐隐见过猪跑。但对于这些伪代表的广泛批评，能说明一件事：我们需要真正的代表，我们需要真正的代议制。这与我们是否吃过猪肉无关，这是出于饥肠辘辘的需要。

实际上，网民没必要对各种花里胡哨的听证会抱什么指望，那只是各级官员用来掩丑的花布。真正需要的，是属于自己的贴身的小棉袄：（我们不需要别人屁股上的花裤头，我们需要属于自己的帖身的小棉袄--）真正的代表。哪怕我们从来试过，哪怕我们素质很低，因为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天性。

下文红字是原文中删节部分

官办慈善必然低效
原标题：官办的慈善，除了是歪瓜劣枣还能是什么？

　　2011年7月17日　　■人文精神　　　◎2可器 知名网友

　　在地球上的其他国家（当然除了我们的几个友邦，他们更接近火星），红十字会都是民间组织（NGO），但在我们这里却成了官办机构。难道一家做慈善的机构，脱离官办就无法存活吗？

　 　NGO和义工在美国的强大，是有口皆碑的。据华东师大罗亚、徐建华在《美国慈善事业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借鉴研究》（载《中国东西部合作研究》2005年第 二卷）中提供的数据，美国慈善组织占所有组织的比重在4.2%-4.4%，其中工作人数占所有就业人口的8%-11%，慈善机构收入占GDP的5%左右。 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个美国家庭的年度捐赠额在700-750美元（美国人挣钱从数目字上和中国人差不太多，对比一下吧）。另外一些数据表明，义工的 规模更大，55%的美国成年人从事义工服务，平均每年花费约100个小时（另一组数据是每周4小时，每年200小时），无偿创造出相当于1600亿美元的 价值。

　 　美国民间社会为什么如此发达，老百姓为什么追着赶着做活雷锋啊？有各种解释，比如信用、文化、宗教和传统等。但我宁可从制度上寻找它的根源。秦晖曾著专 文分析过市场、政府和NGO的关系。秦晖认为，政府如果是为了矫正市场的失灵的话，那么NGO的意义就在于矫正政府的失灵。

　　政府的失灵之处，就是它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所有者虚位、权责不对等、容易滋生贪腐等。这也是中国红十会这个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最近爆出丑闻的根源。因为它压根是官办这根藤上结出的瓜，这根藤的所有先天基因缺陷，注定了从中长出来的，除了歪瓜就是劣枣。

　 　市场、政府和N G O三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过于强大的政府之下，必然导致市场和民间社会的弱小。最极端的例子，大概算是二战时盟军进攻意大利时，蛰伏地下的意大利黑手党纷 纷跑出来配合盟军“反法西斯”。因为在墨索里尼这个更强大的黑手党式政权之下，各种民间组织都被铲除干净———黑手党不也是一种犯罪性的民间组织吗？波兰 杰出思想家米奇尼克说：“专制采取的策略是把社会分裂原子化”，这正是专制政权的禀性。

　 　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政府越小、自由度越高的地区，往往N G O越发达。西方的公民自治组织强过东方，港台地区的强过新加坡韩国的、欧陆的强于斯堪的那维亚的，美国的强过欧洲的。在中国大陆这个现象同样成立。 1911年以前，包括今日中国红十字会前身“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在内的大量N G O就出现在租界，而不是清廷统治区。今天，相对而言，珠三角的社会自由度是最高的，政府权力相对较小。那里NGO的密度在全国也是最高的；深圳2009年 登记义工数是25万人，在绝对人数和人口比例上，20多年来一直居全国各城市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