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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器的电线杆:世界的另一面

你能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人,也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某些人,但决不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

 
 
 

日志

 
 

白纸黑字:升斗小民眼里的30年信息剧变(2)  

2011-10-18 13:34:27|  分类: 我的原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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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出版标题《启蒙二三事》,由于手上木有出版稿,所以发上原稿,区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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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斗小民眼里的30年信息剧变(2)

 2可器

(续前)

价值立场急速演变

 

如果我们回看1980年代,这种景象似乎并不多见。文艺作品是价值观的最佳载体,我举几个印象中的80年代的文艺现象和我观察到的亲友们的观念立场――包括对老爸在饭桌上的时事开讲的感受,以及1986年以后俺自己看报的感受。

 

1980年代有一批万人空巷的影视和广播节目。抛开那些纯娱乐的不谈,我认为比较能反应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有《霍元甲》《少林寺》《自古英雄出少年》等影视作品,以及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杨家将》。

 

产自香港的《霍元甲》代表着一种民族意识,带着浓厚的救亡情结,可以看作晚清以来中国人受辱挨打意识的当代延续。当时国门初开,大陆人开眼看世界后,对世界与大陆的认识有一种内在紧张。

 

一方面我们发现关门闹革命三十年后,革命成果实在有限,我们原来依然很落后,民族复兴还是梦。和今日大家自信满满的崛起感相比,大陆人在自我认识上还有一份虚心。比如在消费上,大爱都承认外国的东西就是好,尤其是日本的电器;在出版物上,公开讨论着大陆会不会被开除“球籍”的问题,经常把西方和四小龙作为对比,如果感慨人家如何如何好,会貌似挺有见识,并不担心受到爱国人士的质疑。

 

但是另一方面,千年老大帝国的心态依旧顽固。像我这辈八十年代上中小学的人,学校提供的标准的历史教育是“我国早于西方**年,就发明了**”,所以同学们普遍有一种中国是世界文明源头的潜意识,充满地大物博、文明古老的优越感。同时我们也被告之,西方道德和生活方式是堕落的代名词。1985年有一天,我的班主任兼政治课老师就在课堂上告诉大家,中国虽然物质上落后,但人民的觉悟远远高于外国。

 

《霍元甲》的热门除了它空前好看的武打元素外,我认为也源于上述这些意识形态背景。它相当程度上既迎合了“奇技淫巧输于西方,而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晚清心态,又刺激了民族崛起、国家复兴的救亡情绪。我们那些一起玩耍的孩子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霍大侠以中国武术打败了俄国大力士,不仅大大地为中国人长志气,而且也据此非常愿意相信,洋人如果放下洋枪洋炮,其实完全不是我国对手。我没有机会与大人们交流看法,但我不相信孩子们的这些看法会不受成人社会的影响。

 

《少林寺》与《自古英雄出少年》没有什么家国情怀,属于快意恩仇型。标准的套路是坏人杀了爹-逃亡-练武-报杀父之仇。那几年这类电影非常多,很多电影至今能记住一些镜头但想不起来名字了。

 

这种电影的人物脸谱非黑即白、非忠即奸、非友即敌、非善即恶,要不然高大全,要不然假丑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二元思维,代表了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电影渲染有仇必报、决不妥协、毫不宽容、彻底清算的“阶级斗争”式行为取向,代表了人们的是非观念。

 

刘兰芳评书《杨家将》、《岳飞传》每天中午1230和下午630播出,时间一到,万人空巷。这两部根据古书改编的评书,按官方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标准,去掉了“封建迷信糟粕”,大力弘扬“精忠报国”。现在想想这两段书,可算是打着“报国”的幌子,彻头彻尾地传输忠君思想和臣民意识。20世纪80年代的大陆人民的忠君观与数百年前的古人相似。

 

但变化相当快。过了十几年到1990年代末,这种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1998年《还珠格格》火爆的时候,很多专栏作者在媒体上批评电视剧把乾隆爷简单地描画成英明的君主和宽容的父亲,而忘记了康亁时期大兴的文字狱。当时正处于巅峰状态的《南方周末》在头版发表过一篇评论《你是“疯儿”我是“傻”》(与电视剧主题歌词“你是风儿我是沙”谐音),尖锐地批评它的反智倾向。

 

四年后的200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上演,这部赚钱的商业大片在人文口碑上却亏得一蹋糊涂。电影把暴秦的吞并战争定性为救民于水火的必需路径,把暴君描画成义释刺客的性情男,霸道一转眼就被老张洗白成了王道,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要知道了还不得气得在地下翻个身?张艺谋这个是非不清的舔菊立场招致了评论家们激烈的批评。

 

再后来以《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为代表的清官辫子戏在收获高收视率商业回报的同时,也受到了知识界同样的批评。《雍》剧里有一句台词证明雍正是个好皇上,因为他上台时国库存银700余万两,驾崩时存3500余万两。有批评家指责这是唯GDP论,完全忽视了雍正朝空前的文字狱――一方借古颂今,一方借古讽今,针锋相对。

 

信息传递彻底颠倒过来了

 

我整体的感受是,1980年代基本上是个启蒙的时代;到了1990年全国性犬儒,一声不吭、万马齐喑;进入21世纪后,再次进入启蒙时期。此番借助互联网的空前勃兴,隐蔽的信息、多元的思想从民间迸发出来,有雷霆万钧之势,不仅一步一步拱着言论禁忌的边界,而且空前绝后地将“官府-媒体-民众”这个传统的信息流向完全颠倒了过来。

 

在互联网时代以前,大陆基本是个精英导向的社会。精英不仅垄断所处领域的话语权,而且一旦出了名,还被民众抬举为道德范儿,你不愿意都不行。我记得八十年代后半期出现名演员做广告挣钱,引得舆论激烈争论名人应不应该做广告。很多人认为名人就应该是全社会道德楷模,大把挣钱有损高风亮节。这种偶像观着实古怪,我视之为政治社会的全能型领袖崇拜和世俗社会的明星崇拜之间的过渡状态,是人民不够成熟、不够独立,内心里需要导师的一种状态。

 

现在搞反了,专家成了“砖家”,教授成了“叫兽”,一切与精英沾边的词汇都带有负面体验,成了网民们最爱嘲弄的话题。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源于专家教授们太不争气,经常信口开河毁了名声。这是一个原因,但肯定不是最大原因。因为要说专家的胡说八道水平,当属前三十年最高。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们敬爱的钱学森大科学家不是就论证过亩产万斤是可行的吗?郭沫若泰斗不是告诉过我们曹操一件衣裳补过几十块补丁、杜甫原来是个大地主吗?失败的三门峡水库,不也是专家们论证出来的吗?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的专家们还热衷于为各式各样的气功大师和半仙老道站台。为什么偏偏在互联网时代,精英们从神龛跌进了夜壶呢?

 

我认为,信息丰富了,真相不易被轻易遮蔽;思想多元了,不只吹捧还有质疑;公民觉醒了,不甘仰视不再傻冒,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促成这一切的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互联网。

 

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互联网虽伟大,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上网,那些无缘触网的人又怎样?我没有机会广泛调查,还是说说我身边的情况。

 

我老爸是1960年代大学生,数十年如一日关心时事,如今退休了,还保留了天天看新闻的习惯,当然是看电视,而且据我妈说,主要是看CCTV,我相信他这辈子是不可能成为网民的。我爹参加工作时正是文革,作为长期不受待见的臭老九之一员,思想觉悟一贯不高,是发牢骚相当多的人,思想立场从来不是紧跟政府型的。但这两年我回家省亲,相当意外地发现他的时事立场已经相当CCTV化,挺三峡挺高铁,反美反日反阴谋。除了数十年如一日谴责文革、抽象地痛骂贪官污吏外,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以CCTV告诉他的理由,坚定地支持政府立场。

 

有个与我同龄的大学老师,也是思想觉悟从来不高,而且是彻底的不高,在我看来在重大问题上他是从来坚定不含糊的。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过交流,去年我见到他时闲聊,他冒出一句文革还是有道理的。这句话震惊得我半晌没合上嘴。我当然知道社会上有非常多的人这样想,但我完全不可能想到这种话会从他嘴时说出来,他怎么会持有这种立场呢?

 

他的回答是,文革虽然有各种不好,但起码老百姓能把贪官抓出来镇压了。

 

那天我们没有去深谈这个问题。我猜测,是因为他对反贪现状彻底失望了吗?是在他所知道的人类反贪工具箱里找不到别的工具了吗?以至于像很多人一样,想挽起袖子对切齿痛恨的贪官动私刑?我没有机会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然而我能感觉到的是,在这个互联网催化的变局时代,似乎一切元素都在分化、重组、回归、裂变,这些元素,哪些在变或不变,哪些在暗变,它们在做无序的布朗运动吗?抑或指向一个浩荡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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