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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器的电线杆:世界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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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耄主席用兵真如神”(十六)   

2009-08-06 23:55:47|  分类: 推荐思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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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一)
——兼与杨奎松教授商榷


张杨为何发动西安事变?官修现代史的解释历来是,他们爱国心切,眼见蒋介石不抵抗,是以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因此,西安事变乃是爱国行动。蒋介石本不想抗日,是被这爱国行动逼迫得同意了。因此,不但我裆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就连张杨也敬陪末座,捎带着成了民族英雄。

有趣的是,就连国民裆都默认了这种说法。蒋介石在事后发表的《西安半月记》里宣称,张学良原来不知道他的抗日的秘密计划,待到把他抓起来后,看了他的日记和重要文件,方才如梦初醒,得知委员长原来早就在秘密准备抗日大计,为委员长的“伟大人格”感动,幡然悔悟,在蒋面前泪流满面,说他自己觉得确实无人格。据说,张还责备蒋,说蒋过去对部下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1)。既然如此,蒋后来获释,当然也就是“伟大人格”的胜利了。

委员长撒这种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值得同情的:如果承认张学良不是出于公义,而是为了私欲把他抓起来,那么,他后来被释放当然就只可能是因为贪生怕死,屈服于武力劫持他的暴徒。这难免有损于“领袖之伟大人格”。在具有浓厚德治传统的当时的中国,他以后就再也没脸充当全国领袖了。

于此,国共两裆对这个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的解释出现了难得的重合——杨虎城存而不论,至少对张学良而言,双方都认为他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抗日。

可惜近年随着史料披露,西安事变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杨奎松教授梳理了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作了缜密全面的研究,对若干众说纷纭的谜团作了翔实考证,在近年出版了权威性专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供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月第一版)。该书系统详尽地介绍了西安事变前后我裆的政策策略改变,非常值得细读。但有的观点似乎值得商榷,对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的解释就是一例。

要知道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还得简单回溯一下时代背景。

一、从“以革命止瓜分”到“以抗日为倒蒋”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战略,便是“分而治之”,使得中国永远处于内乱之中,无法获得统一国家具有的起码国防能力,以便其从容蚕食鲸吞中国。日本右派组织黑龙会在辛亥前支持孙文等革命裆人,在辛亥发生后反对南北议和,在护国战争爆发后支持南北分裂,为此特地安排梁启超秘密南下参加护国军政府,后来又支持唐绍仪出头搞南北朝,都是出自这一用心。如同英国历来的欧洲政策是支持欧洲大陆上的次强国家反对头号强国一般,日本的中国政策,就是千方百计破坏中国统一。一旦出现了某个强人一统天下的苗头,日人就一定要扶植对立面,破坏这趋势。

可叹的是,主动配合这战略的民族英雄前赴后继,不绝如缕。孙中山的名言是“以革命止瓜分”,而这据说就是他一再发动革命,使得中国陷入长期分裂的动机。辛亥革命推倒了满清,使得全国失去了传统的统一权威。他意犹未尽,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虽一度流亡海外,但护国战争爆发后又卷土重来。哪怕是在老袁死后,他仍能借口“护法”,成立“非常国会”,在广州非法开府,使得事实上的南北朝获得了正式名称。

这一系列民族自杀行为,制造出了遍地拥兵自重的军阀,使得国家陷入长期内战。国民裆定都南京后,内战非但没有停止,反以更大规模爆发。中原大战的规模,令过去的军阀混战瞠乎其后。虽被蒋介石荡平,未几又出现宁粤分裂,南京和广州同时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同室操戈,等于鼓励强邻入侵,九一八事变于焉发生。迫于国民舆论压力,南京与广州之间一触即发的大规模内战才在最后一刻停了下来,广州“国民政府”不得不与南京政府在名义上合并,然而两广和福建的军阀仍与南京同床异梦,伺机造反。

此时日本已占领了东北全境,进窥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很明显,救亡图存的一线希望,全在于把四分五裂的国家统一起来,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动员组织全国人力物力资源,倾全国之力御侮,结束胡适说的“中国只有省防没有国防”的可笑可悲局面。这就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这本是人类常识,凡有常智者都能理解。

历史的讽刺在于,蒋介石当年是立志推翻袁世凯的革命家,现在却又被历史推到了袁世凯的位置上,陷入老袁当年遭受内外夹击的困境。统一国家的努力必然要引起割据称雄的军阀们反抗。胡汉民为报蒋介石软禁他之仇,在获释后到处奔走,秘密串连勾结各地军阀,炮制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倒蒋计划,甚至串连了华北与西南军阀,准备同时发难,南北夹击,搞垮南京政府。在西南开府计划破灭后,胡汉民又指望依靠孙殿英,联络阎锡山、杨虎城,开府西北。

最方便的倒蒋策略口号当然是“抗日”。19334月,蔡廷锴秘密出任“西南抗日军”总指挥,其目的据胡汉民说是“以抗日为倒蒋”(2)《塘沽协定》签订后,萧佛成致电胡汉民,告诉他游说陈济棠的理由是“讨蒋不但可以救国,亦且可以巩固其个人地位。”(3

“抗日”之所以能成为“倒蒋”的最方便借口,是因为蒋介石乃是名义上的全国领袖,必须对全国负责。在“安内”任务完成前,“攘外”根本没指望。因此他只能对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这必然要授地方军阀以口实。他们不是中央政府,自然不必承担激进口号或行为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再怎么作秀都没问题。

不管这些人的动机如何,倒蒋在客观上完全是与日本人里应外合。上面已经说过了,日本人一贯的方针是,谁能统一中国,谁就是他们的头号敌人。最先看透这点的是老袁,此所以他要在死前留下自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当时最有潜力统一中国的强人就是蒋介石,因此他自然要步老袁后尘,变成日本人的眼中钉。

塘沽协定签字后不久,日本方面就表示:“愿助西南倒蒋。”19358月,日本人又在华北派中表示:“凡系确实倒蒋分子”,均当加以援助。在日方一再拉拢下,西南派中一度有联日主张,傅觉民致电山西称:“西南年来以为倒蒋抗日并重,近来已变更主张,以为倒蒋必须连日”(4)。

以国家主权领土资源换取洋钱洋枪洋炮以扫荡政敌,乃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传统。此时各路英雄当然要争相仿效,竞抱老耄子或日本人的粗腿,为苏日两国争夺中国大打代理战争。

这其中最可笑的丑剧,乃是由日本人秘密资助的“抗日反蒋”运动。

早在19317月,汪精卫、李宗仁等人组织的广州国民政府便派外交部长陈友仁赴日活动,允“以满洲利权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企图与日本建立“中日同盟”,对抗南京政府。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人以桂系为拉拢重点,李宗仁自己就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6)桂系的军火和军事技术均来自于日本,1934年广西派遣两批空军飞行员到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空战技术;广西军事教育长刘士毅等赴日参观日军秋操,并订购山炮、步兵炮、轻重机枪、弹药、工兵器材以及战斗机九架;日军并派军官担任广西各军事学校的教官、助教及部队军事顾问(7)。

粤系军阀陈济棠也同样受日本人豢养,1934年,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策划在中秋节前实现“华北自治”,疆域包括长江以北各省及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察哈尔、绥远、宁夏等地,由吴景濂负责政治,吴佩孚负责军事,计划确定后派唐宝锷赴粤,与邹鲁商谈,声称粤方军队讨蒋,日方可提供军械并借款五千万(5)。胡汉民虽未上钩,但陈济棠则是来者不拒,曾接受日本军部赠给的村田枪、耄瑟枪一千枝、子弹廿万粒,山炮数门。两广事变发生后,陈济棠一面高喊“抗日”,一面竟然礼聘百名日本军官到陆海军充任顾问(8)。

在日本人的豢养训练支持下,193661日,由两广军阀组成的“国民裆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全国,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无所作为,声称两广愿意与日寇决一死战,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进逼,悍然起兵反抗中央政府,史称“两广事变”。

这“抗日反蒋”丑剧竟然得到了日本人支持。事变前,陈济棠之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粤领事密商,于1936519日晚在陈济棠召集的扩大军事长官会议作了汇报,说他“已就两广反蒋事与日本驻广州领事接洽,并取得了日本军方的谅解,表示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530日,陈济棠在欢送麾下将领回防的晚宴上说:“友邦(日本)军方也已联系好了,答应派出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压力,使蒋腹背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白崇禧也同样对部下交了底:“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8

勾结日本人发动武装叛乱的“暗渡陈仓”竟以“抗日”为“明修栈道”,这种“以夷制华”发国难财的政治智慧大概只为吾国吾民独有。李宗仁的至交刘斐将此中秘诀说得清清楚楚,他曾告诫李、白:“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9)。

由此可见,“以抗日倒蒋”,完全是孙文“以革命止瓜分”的英明战略在新时期的灵活运用。唯一的区别只在于革命对象从清廷、袁世凯变成了国民裆政府,这也算是历史的嘲弄吧。

作为权谋大师,伟大领袖耄主席比两广军阀高得多。19364月上旬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一次延安会谈的当天,中供总书记张闻天准备发布讨蒋令,耄致电反对,说:

在此时机发布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此种立场,最能争取落后人民与蒋系军队,最能取消蒋介石之政治资本。……至于将来可以而且应该用国防政府发布讨蒋令,那时建筑在更多的人民与军队拥护之下必须的策略行动,此刻则为争取国防政府之成立,需要坚持“停止内战”之宣传鼓动口号。(10)。(《耄泽东、彭德怀致洛甫电》,193649日,《文献和研究》,19853),转引自《西安事变新探》,192页。)

伟大领袖在此作出的策略表述,比陈济棠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准确清晰多了:“停止内战”的口号“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除了伟大导师耄主席,这世上还能有谁深通辩证法到如此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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