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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器的电线杆:世界的另一面

你能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人,也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某些人,但决不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

 
 
 

日志

 
 

连载:“耄主席用兵真如神”(八)下   

2009-07-09 10:07:47|  分类: 推荐思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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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作者:芦笛

此前在两河口会议上,耄泽东把中央Red军的失败完全归结于中央军的飞机大炮厉害,他当时只觉得同情,并没有讥笑的意思。但会后可能因为凯丰文章和博古吹耄求疵的刺激,他便向闻天指出,苏维埃和Red军遭受的挫折,不能都归咎于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而是要从政治上去寻找原因,例如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否正确。根据他的经验,苏维埃和分配土地并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Red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G中央政治路线和一切作为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只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去”,政治观念的僵化导致军事观念的僵化,中央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实际上执行的却是军事上极右的退却路线(同上,232-223页)。

这就是说,中央过去的政治路线整个错了,失败便是这政治路线错误的结果。这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领导,然而却与同期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决定的策略改变暗合,连李德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屡次听到耄泽东和张国焘说,他们当时就已经看到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远景。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但也不能否认,张国焘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当然绝不是他的军事结论,比耄泽东和支持耄的正治局委员的立场更接近现实,更符合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后者的立场是一种左倾宗派主义态度的表现。我后来看到有关文件,回忆这段历史,不得不确认这一点。(《中国纪事》,176页)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后,耄泽东跟洋房子先生们算账,同样指责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推行了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虽然他没敢怀疑苏维埃运动,但使用的语言基本是从国焘那儿偷去的。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学《耄选》,伟大领袖就曾指责“王明路线”的代表先是实行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则变为右倾逃跑主义。但从来也没能如国焘那样,敢说穿苏维埃运动不符国情,不得人心,因此只能停留在罗列军事失误上,从未能说出政治路线错误究竟有些什么内容。

更令洋房子先生们恐惧的是,国焘居然要“讲政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在中央展开政治路线斗争:

“我再三强调D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军事上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方面军的隔阂和D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同上,241-242页)

这也是真的,上引向前同志的证词就说“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最有趣的还是,向前同志还证明了上述中央第三条对张方针“与张某会面时只谈军事问题,不谈政治问题”也是真的。他在介绍沙窝会议决议时,披露了被《人民网》隐瞒的重要内容,揭发了耄为了权力斗争,放弃正确的政治立场,包庇机会主义头子们的政治错误,和他们抱成团,硬要替错误路线涂脂抹粉,压倒了代表正确路线的国焘同志:

“(沙窝会议)决议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进一步申明了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后来我听说,不论在遵义会议或沙窝会议期间,耄主席都不主张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因为那时军事问题具有最紧迫的意义。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解决。所以,决议上才那样写。耄泽东同志的这种考虑和处理,是正确的。”(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中央离开懋功后,张国焘即召开了四方面军干部会议。据他说,他在会上首次听到了手下报告的上述“三项方针”,这才知道耄泽东和洋房子先生们结成联盟对付他。据说那是“第一方面军也有些人不满中G中央的领导,往往私下向第四方面军的熟识同志透露他们的意见。他们描述此次长征,中央领导着第一方面军,一路都是避免战争,养成了一种丧失斗志的心理。如今还不知跑到那里去?他们大致认为,‘我能往、寇亦能往’,不能老是乱跑,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我的回忆》,第三册,245-246页)。

这话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聂荣臻的证实:

“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央Red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聂荣臻回忆录》,278页)

《人民网》上的介绍也证实了这次会议:

193575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肆意歪曲中央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在四方面军中纵恿一些人向一方面军挑衅,以致发生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极不正常的现象,并策动‘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领导人,以向中央建议加强军委领导为名,直接指名要由张国焘出任中央军委主席。D中央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但为了顾全大局和增进两大主力Red军的团结,中央军委于718日仍任命张国焘为Red军总政委。这样,张国焘才开始调动部队北进。”(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10.html

关于“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极不正常的现象”,李德也听说了,不过他说他自己从未亲眼见到,就是在后来分裂时也未见到过(《中国纪事》,176页),很可能是洋房子先生们为丑化四方面军散布的流言蜚语,却backfire,反倒吓得中央让了步,据《人民网》介绍:

“耄泽东和当时的中G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曾认真讨论对张国焘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才合适的问题。张闻天主张把自己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但遭到耄泽东的强烈反对。耄泽东认为,宁可让出Red军的指挥权,不能让出中央的领导权。他分析认为,张国焘要抓大权,把总书记一职让给他,他可能不会满意,但如果真让他当总书记,会留下很大的祸患。耄泽东的意思是尽量考虑张国焘的要求,但又不能让他独揽军权,因此在同周恩来商量后,耄泽东和中G中央决定将周恩来所任的Red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479/40482/4945164.html

据杨奎松教授介绍,张在担任总政委的同时,还成了“军委的总负责者”(《西安事变新探》,15页),而徐向前同志的证词是:

“七月十八日,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Red军总司令,张国焘任Red军总政委的命令,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Red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十九日,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二十日,对军队组织系统作了如下的调整。

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
中国工农Red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
Red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李特。”

这就是说,伟大领袖根本无权指挥Red军,因为军委没他什么事。张系人马不但控制了中央军委,而且还牢牢控制了具体指挥部队的前委。按Z共规矩,整个军队都落到了张国焘手中。耄这一决定是个关键失误,它加剧了中央原有的恐惧心理,最后变成恐慌,以致丧失理智落荒而走,闹出天大的笑话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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