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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器的电线杆:世界的另一面

你能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人,也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某些人,但决不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

 
 
 

日志

 
 

连载:“耄主席用兵真如神”(九)上  

2009-07-10 16:48:22|  分类: 推荐思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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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作者:芦笛

据张国焘说,他当上总政委后,双方的关系一度有所缓和。但耄旋即再度发动突然袭击,突然通知他参加正治局与军委的联席会议。会前他对议程一无所知,到会后,耄即请徐向前报告四方面军的军事情况。徐报告完后,耄乃指责四方面军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放弃了原有的川北苏区,没有留置足够的兵力和强化游击部队;二是没有使用足够兵力控制战略要地松潘,致令北进计划受阻。张答辩说,当时他们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兵力有限,不能分散使用。即使在苏区留下较多兵力也守不住。若他们全力北向攻打松潘,岂不又成了隔岸观火,见死不救?双方争执了许久,最后未作出决议会议便结束了(《我的回忆》,第三册,253-255页)。

从张的介绍来看,他说的是官方所谓“芦花会议”,但据官方的介绍,会议可是作了决议的,重要内容拷贝如下:

“与此同时,与会者也严肃指出了四方面军存在的主要错误与不足:1.退出鄂豫皖根据地预先没有很好准备。大家认为,鄂豫皖根据地是在预先缺乏准备的情况下退出的,既没有充分动员群众,又有些轻视敌人,而且战略战术的配合不够,仗又打得不好。因此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鄂豫皖的反四次“围剿”一定不能胜利,一定要退出苏区。2.在胜利的情况下放弃通南巴根据地是个严重错误。大家认为,中央苏区是不得已退出的,而通南巴是在打了胜仗的顺利条件下退出的。这违背了中央提出不应退出通南巴的正确主张。3.对根据地建设重视不够。大家认为,建立革命根据地需要具备很多条件,由于张国焘对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到通南巴以后,没有坚决迅速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没有充分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扩大地方武装。4.退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大家认为,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未能抓紧向川陕甘发展。同时,退出通南巴把所有的干部、游击队都带出根据地,这是战略上的失误。”(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10.html

这决议是不是后来塞入档案的,只有天晓得。但无论是否作了决议,会议只能有一个效果——激怒我英勇的红四方面军的忠勇将士:鄂豫皖既然能守住,那你们为何又丢了更大的中央苏区?咱们丢了根据地,却立即又从头创造了新的川北根据地,并没如你们一般无地自容,只好当流寇。为了救援你们过长江,咱们扔掉现成的根据地倾巢而出,你们倒反过来指责咱们犯了战略失误!咱们西渡嘉陵江后,你们在贵州打圈圈跳猴皮筋玩出瘾来,却就是不过江,后来又跑到云南去走弓背路。咱们无法肯定你们到底还来不来,不知是否还需要再度接应,当然只敢在川西北混,免得需要救应时来不及,你们倒指责咱们没有北上,“抓紧向川陕甘发展”!

据国焘说,当时在会上附和他的只有陈昌浩,那就是说,敬爱的徐向前元帅在会上一言不发,但此公却在50多年后披露了中央和军委1935122日给他们的命令: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Red军全力向西线进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力。”(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这里说得明明白白,中央要他们“集中Red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只留下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在东线钳制敌人。军情如火,徐为此“从前线匆忙赶回旺苍坝,出席总部举行的紧急会议,讨论这一牵动全局的作战方针问题。……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进。这就是说,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大家认为,如果不是中央Red军的处境相当艰难,中央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Red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同上)

如今耄泽东却倒打一耙,反过来责备四方面军不该倾巢出动,轻易放弃川北根据地!这能是人说的话么?

国焘和昌浩的心情可想而知,散会后他们便把消息扩散下去。据他说,“那次会议的经过更激起了四方面军的愤怒”,同志们纷纷谴责中央歧视四方面军,不公平、偏私,甚至扬言要检讨中央领导是否正确,指控中央以打击四方面军来掩饰它的领导失败,担忧被失败主义笼罩了的中央除了制造D内纠纷外,不会有什么新生之路(《我的回忆》,第三册,255页)。

这些情报反馈到中央那边去,当然更要吓得他们灵魂出窍。尤其现在军权又统统交给国焘了,中央军委命令“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Red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若是国焘变了脸,使出伟大领袖在富田事变中解决红20军那一招来,则无论是润之也好,洋房子先生们也好,还不是一个个只有延颈受刀?

这结果便是上文提到过的“鸿门宴”那一幕,只是国焘和李德把它称为“耄儿盖会议”,而官方称为“沙窝会议”。

前文已经介绍过了。国焘和昌浩去开会,到了山沟口,来迎接的闻天告诉国焘只许正治局委员参加,国焘只好让昌浩在外面等着,带着一个警卫员单刀赴会,经过重重关卡,进入警戒森严的会场后,耄泽东即将事先拟好决议交给他过目,“要点是,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经获得重大胜利,Red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重大的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里曾发生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的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D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他看完后即传给其他人看,但别人都冷淡地说已经看过,看来他们都在事前看过甚至还讨论过,无非是等他来表决罢了。

国焘于是反击,他批评了预拟的决议,指出这次会议不宜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错误的。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Red军遭受了重大损失,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事实无法否定。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只当作军事失败,他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接下来他便使出杀手锏:

“中央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我指出在座的正治局委员也不全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朱德均非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委),非中央委员列席正治局会议更是常有的事。如果我们从一、四两方面军遴选少数干部列席正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的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员,但常被视为是第四方面军的代言人,我们为何不让四方面军的干部,直接向中央表达他们的意见?”(《我的回忆》,第三册,256-259页)

李德的证词与此一致:

“在争论过程中,张国焘还直接攻击了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正治局。他认为五中全会,尤其是在遵义召开的所谓正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是无效的,理由是这些决议不是由选举的、而是由委任的中央委员和正治局委员,在遵义甚至是由非中央委员和非正治局委员作出的。只有两个在场的正治局委员,即他自己和周恩来,是在第六次D代表大会上按照章程选举出来的。耄泽东补选进正治局和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书记是违反章程的。除此之外,中央委员会本身在遵义已经宣布了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破产,因此为了加强D的领导并矫正政治总路线,必须把第四方面军合适的干部吸收进中央委员会和正治局。”(《中国纪事》,176-177页)。

这一下正中正治局的命门。按D章规定,D的中央委员会须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而正治局由中央委员会选出。若正治局或中央委员会要增加名额,只能从候补委员中选拔。所以,当下召开的所谓正治局会议,只有他和周恩来是六大选出的正治局委员,润之虽然是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却不是正治局候补委员,朱德并非六大选举的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而洋房子先生们开六大那阵子还只是旁听生,连代表都不是,遑论中央委员。这些人凭什么坐在正治局里,裁判他们的上级国焘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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