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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党《中央日报》总还有一些趣味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国民党在败走台湾前，它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大的党报。据有关人士说，该报创办之初，“幷不是当报纸办，而是当做官办”，所以是“内容贫乏，形式简单，连续18年赔本”。想来，这不是一张什么好报纸，但死水也有微澜，再怎么无聊的报纸办了那么久，也当有一些趣味在。近来无事乱翻书，从不同的书籍中读了两则《中央日报》的新闻，觉得很有意味的。

（一）
1947年，《中央日报》曾经登过一篇爆炸性新闻，引发了最高当局蒋介石的特别震怒，蒋夫人宋美龄甚至对蒋介石说：不把这事摆平，我就跟你离婚。最后却是“庶民的胜利”，此事不了了之。

事情是这样的：时在该报任职的名记者陆铿，在“国民参政会”上听到了一名参议员质询国民党财政部长俞鸿钧：“宋子文、孔祥熙贪污国家外汇3亿多美金是怎么回事？”俞财政当然是百般狡饰与遮掩，而陆铿获悉这一新闻“线索”后，想了很多办法拿到这一案件的全部材料，次日就在《中央日报》的四版头条全给曝光。这贪污案件不仅事关宋、孔，而且宋美龄也脱不了干系。所以，这新闻引发的“爆炸效应”是不难想象的。

此事后来的处理无须置喙，因为美国说了：“这是民主的表现。”既然美国说了，那就无话可说了。最少在一定时期，这常常是中国处理中国问题的最后价值标准。

陆铿将宋、孔腐败案端上版面，真的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中央的党报怎么能够暴露中央要员的问题呢？

陆铿将这腐败案揭露出来，特别之处还不在“本级反本级”，本级报纸对本级腐败分子大加挞伐，也不是没有，某某腐败案件定了案，甩鞭子的人突然都冒出来了，这实在不稀奇。陆铿的新闻反腐败，其最大看点是：宋、孔腐败案虽然有线索，但根本就没定案，不但没定案，而且上头是要把这案子捂的，想不到也被捅了出来。记者固然是毛头青，总编怎么把的关呢？肯定是“疏忽”了。不过也正是这一“疏忽”，才有了人们今天的趣读。

（二）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四川发生了特大旱灾，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偶尔下了点毛毛雨，但绝大多数日子都是晴空万里、艶阳高照、山枯水涸、草尽粮绝，饿死者无数。在很多地方，发生了不少让人毛骨悚然的人吃人事件。比如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的新闻是：“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尽，就吃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人的肉每斤500文，活人肉每斤1200文……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刚走不远，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而有更残酷者，万源县鱼池湾有杨传兴者，全家5口已饿死3人，只剩下他与3岁孙女。杨饿得实在无法，就用刀砍孙女，割肉吃：“邻居听到其孙女直喊：‘莫砍我，我长大给你砍柴啊！’”

看到这样的报道，我有点疑惑，这样的“灾情写真”也能上报纸？可是，我读了《中央日报》，也就不怎么纳闷了，国民党的这张机关报也几乎是这么报道的：“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善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信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这话出现在国民党《中央日报》，让现在的我难以相信。

旱灾、水灾等灾害，大概都算自然灾害吧。自然灾害有突发性的，也有预发性的，像旱灾，不能算是突发灾害，它有个长期的演化过程。 1936年的四川旱灾发展到“人食人”的骇然惨境，既是天灾，恐怕更是人祸，救灾机制哪去了呢？国民党难逃其咎吧？

也许国民党是有一定的救灾的措施，可是当时对救灾的情况着墨不多，对灾情却是惊人的“实况实播”，当时的新闻管理对此熟视无睹？我只好又把它当“疏忽”来看待了。（摘自：《杂文月刊》　作者：牛一鸣）
二、国统区的《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今天是□□江苏省委的机关报，但在1949年前，它是□□中央的机关报，后来被《人民日报》取代。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但他们不一定知道，当年这份□□中央机关报最风光的地方，并不是在阳光普照的延安和解放区，而是暗无天日的重庆﹑南京和国统区。

新华日报自1939年创刊后，一直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在战争条件下，所有报刊都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新华日报》作为□□的机关报自然是重点检查对象，也常常会有稿子被扣下不准发表。但这份□□中央机关报在抗战八年中始终风雨无阻地办了下来，即使在有稿子被扣的时候，报社仍然可以让报纸开天窗或刊登启示，说稿子被新闻检查处扣发，而不是临时找稿子补白，这等于是向国民党政府提抗议。

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以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局势尚不稳定为名保留新闻检查制度，而是立即废除了这个制度，于是《新华日报》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

黄金时期的《新华日报》的办报方针，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对这个允许它自由办报，自由言论的政府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

1946年2月，重庆大渡口钢铁厂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和示威，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一名工人被打死，工厂被戒严。《新华日报》发表了21条消息和大量来信，在社论中把这场工潮定性为“民主与□□的斗争，文明与黑暗的斗争”，呼吁“立即唤起舆论制止国民党屠杀逮捕工人的恐怖行动”，否则这种恐怖“会光顾到我们每个人头上”。在《新华日报》的带头下，重庆各界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声援罢工工人，使得政府同意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在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时期，由于产业调整，失业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新华日报》要把它归结为政治问题。1946年秋《新华日报》发起读者讨论，在10月30日发表编者文章，指出“造成失业灾难的不是别人，正是贪污腐败，把人民不当人看待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他们腐败的统治存在一天，失业的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

1946年6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让老百姓有饭吃”﹗社论说现在国统区人民“吃草根树皮，吃观音土，饥饿普遍地使年青妇女走向卖淫……产粮食的地方，然而却最缺乏粮食，这的确是人造的饥荒”。社论的结论说﹕“现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是大多数人民没有饭吃的区域。现在国民党区域人民的自发斗争，是向国民党当局要饭吃的斗争”。

《新华日报》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推翻国民党，而且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国民党军队对政府反戈一击。早在抗战刚结束时，《新华日报》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裁军，另一方面又故意把退伍军人说成失业军人，以反映他们生活无着为名，大量刊登有关报导和来信，甚至为这类来信开辟专栏。有些来信完全象是出自新华日报编辑自己的手笔，例如﹕“过去只知道为党国而生，为党国而死，哪知道今天党国对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保障。现在我们才知道，党国是囹圄，高呼这把戏的，都是置我们以死地的”。《新华日报》还大量刊登有关军属的报导和来信，把他们在后方的生活形容得如同在地狱中一般，不但要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而且要受保甲和特务的欺凌，妻女沦为娼妓，父老贫病而死，幼小冻饿交加，等等。

1946年下半年内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和谈仍在名义上进行，国民党政府仍然允许《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发行。这时《新华日报》的宣传手段更上了一层楼。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开辟了“被俘国民党军官介绍”，共刊发35期，介绍了484名被俘军官的简历和在何处被捕的情况，其亲属通过《新华日报》在上海﹑南京﹑重庆﹑成都和昆明的通讯联络处和他们联络。这个专栏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显示了□□党的力量，又显示了□□党的温情，真是刚柔并济。在刊登了这个专栏后，《新华日报》在国民党军属中的读者和影响显著增加，为瓦解国军的士气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7年1月，当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不可开交时，《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热热闹闹地庆祝创刊9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张澜﹑沉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的号角，民主的喉舌”。1947年2月28日，在国共内战已经进行了大半年之后，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封闭这份已经把自己的墙角挖得千疮百孔的□□中央机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