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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器的电线杆:世界的另一面

你能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人,也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某些人,但决不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

 
 
 

日志

 
 

这个时代,在进步  

2008-03-21 09:58:39|  分类: 我的原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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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来这儿的朋友说俺只说坏事不说好事,俺总回答说,想听颂歌请去看新闻联播和日人民报。但俺并非这知道时代的巨大进步,今天就发一个“正面”的-- 

很多人说,现在的时代比起八十年代后半期差远了,那是个足可被称为“新启蒙时代”的比较伟大的时期。 

这种评价在很多方面来看是不错的,尤其对于思想界、媒介或大学校园里的人,的确如此。那时,我们可以看到《走向未来丛书》和《*殇》、可以看到大量的西方译著、可以公开谈论政制改革、可以出现一个朱厚泽担任部长的肿癣部… 
 
但是,留存在脑海中的一些镜像,使俺有理由相信,那个时代在整体上并不美妙。 

86、87年的“长漂”、“黄漂”,激起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从官家到民间,虽然动机不一,但高度一致。说白了,仅仅是源于有美国极限运动爱好者想首漂中国两大河,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情绪。那是一个全民民族主义粪青的时代,民族情绪普遍到连一丁点理性的声音都听不到。相比之下,2005年的“抗日运动”虽然“风起云涌”,但毕竟理性的声音并不示弱。 

可能许多人会说,那个时候我们承认自己落后,并不象今天这样天天被“盛世”“崛起”意淫。的确,那时主流媒体上总是介绍西方,尤其是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言语间总以“人家如何如何”流露出羡慕之情,不象今日这样以“盛世大国”自居,但俺以为这并不意味着俺国人真有一颗开放的心。印象中,那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西方依然是怀着不信任甚至敌意。与现在的区别仅仅在于,老百姓比较接受“中日友好”,对日情绪不如今天强烈,今天的日本替代了当初西欧的位置,而美国则一如既住地依旧做“邪恶老大”。 
 
80年代某一年,有名演员(那年头不时兴叫“明星”)做广告,竟引得舆论大哗,媒体上争论的话题是“名人可不可以做广告?”这在今天看来是个有点无聊的问题,但在那个时代却强烈地触动着人们的固有观念。人们依然习惯于将名人视为道德和行为的楷模,而楷模应该是“毫不利己”的,是不能与孔方兄或任何利益有牵涉的,这几乎是个大是大非的二元选择。80年代,人们依旧高度自觉地拜俯在政治玩偶之下,心甘情愿地沦为官化道德的奴才。 
 
二元思维和泛道德化的一个集中体现,是80年代的文艺节目。中午12:30和下午6:30的刘兰芳评书《杨家将》、《岳飞传》一度成为万人空巷的节目。现在想想这两段书,则是打着“报国”的幌子,彻头彻尾地传输忠君思想和臣民意识;在人物造型上,则是非忠即奸、非友即敌、非善即恶、非黑即白的脸谱化二元结构。尤其是《岳飞传》,几乎完全按照古本《说岳全传》改编,仅仅去掉了“封建迷信糟粕”而保留了所谓“精忠报国精髓”!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民把忠君视作“精髓”,其价值观竟同于数百年前的古人。如今想来不能不唏嘘。反观现今这年头,再不济,起码还能斥骂一下清宫戏、辫子戏,其时代进步,亦不可抹杀。 

刘兰芳评书并不是偶然。80年代流行的武打电影,几乎无不如此。从《少林寺》开始,到后来泛滥的《少林寺弟子》、《自古英雄出少年》等数不胜数的武打片,以及单田芳的评书,八九不离十地以复仇为线索,宣扬有仇必报、决不妥协、毫不宽容、彻底清算的“阶级斗争”式行为取向;人物构造延续一以贯之的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阶级划分”二元模式。 

这还算好的,现在想来最搞笑的是一部叫《神鞭》的电影。武打电影的创意从拳脚枪棒到一指禅、铁头功,黔驴技穷,终于弄出这部以满清长辫为长物的东东。电影主人公以满清大辫子练就一副“神鞭功”,后来参加了义和团,竟在战场上和八国联军洋枪队干得热火朝天-----“辫子功”、“义和团”、“洋枪队”这几大要素要是搁在今天的电影屏幕上,还不给人骂死?所以想想,不得不说,时代在进步。 

这就是八十年代民间的主要而普遍的精神食粮。不如此,不会产生如今众多的粪青,你说那是个什么时代? 

2006年12月份广州地铁老总卢光霖一席“地铁反恐”言论暴露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的丑陋和心虚,召来一致的斥骂和嘲弄,因为人们(包括利益集团的人)普遍地意识到什么叫做公共利益、什么叫做正当性。可是在80年代这种情况不会发生。80年代是计划经济条块分割的时代。旧体制下,除了农民,几乎每个市民都置身于一个既得利益群体中,同时又被其他利益群体排斥。如何能沾上既得利益,不仅不会象卢光霖一样做贼心虚地辩白,反而会被拿出来炫耀。 

俺的大学同学里,就有来自各个系统的既得利益者。包括俺本人,因为出身铁路,坐火车从不要钱(就象广州地铁的家属一样)。同学们在一起说起各自系统的好处,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当性”的概念压根就没有。 
 
那个时代的一个好处是贫富差距较小,基尼系数比现在好看。这是事实,但并不意味着底层民众的绝对生存状态优于现在。1988年初中暑期,俺在西安亲戚家耍子。见到两个接受不了的情景,一次看到一个极其落魄的乞丐倦缩在街角,一次看到一个全裸的精神病患者昂然走在火车站。俺就问大人,“莫非没人管吗?”---从小接受新中国教育的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的,则是大人的回答:“这种事多了,谁管啊?” 

虽然相比这下,如今大街上的乞丐数量更多。但俺宁可相信,俺国经济毕竟又增长了30年,如今乞丐纷纷上街,是源于个人自由度有所改善,80年代他们连乞讨和漂泊的自由都没有。这个现象类似于孟买、墨西哥城和北京、上海的对比,印度和墨西哥是民主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穷人不会象他们在北京上海的同行一样,为了照顾富人的脸面和方便而被无情地驱赶。 
 
回忆上面这些记忆中的镜像,俺认为,如今的时代比起被很多人引为美谈的80年代,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民间,民间的意识形态取向、利益申张机制正在被“与时俱进”的自我修复或重建。相比之下,官府却蜗居不前。由此形成了绝对境况在改善而不满程度却急剧增加的现状。 
 
总而言之,俺认为,相较于80年代,如今已取得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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