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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器的电线杆:世界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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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大学是个怪胎,岂能承担重任?  

2007-12-10 23:05:19|  分类: 信马由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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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张维迎再次发表 “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的言论,并且再次被公众炮轰。其实通读张维迎从去年到今年的相关言论,媒体单单把这句话提出来有点赚人眼球之嫌,而很多人捉住这句话不放则有“标题党”的浮燥。
张维迎的思路,其实是“把学费适当地提高,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样来解决贫困学生上大学的难题。这个思路本质上并非为了调整学费,而是要赋予大学在教育领域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重任。因此如果单纯地视之为学校见钱眼开展开炮轰,显然无的放矢、不得要领。
教育产品是一类复杂的产品。各国政府提供的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产品属于公共产品,可视作政府主导下的国民财富二次分配的一部分。但政府之外,由民间社会提供的教育产品是否仅仅是市场主导下的商品则未必。以美国大学为例,非官方大学的生存模式是不同的。普通的,或较一般的大学主要靠收学费维持运转,这类大学的生存方式与任何企业无异,教育产品的分配是市场主导下的一次分配。但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超一流院校,它们的主要收入则来自于老校友的馈赠和社会捐助(2004年这三所院校得到的馈赠平均为149亿美元,是其它同规模院校平均数的27倍)。这笔钱并不被视为企业的营收,也不可能变成股东的红利(事实上馈赠者和接受方都是免税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这类大学既非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第一部门),更非政府机构(第二部门),而具有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的特点,它们将社会捐助转化为高额奖学金和科研经费的行为颇像一个强大的NGO在组织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
张维迎的思路,无疑在形式上借鉴了国外名校的成功模式,即让大学来承担教育资源再分配的重任,但与哈佛这类名校正好相反,中国高校的主要财富来源不是社会馈赠而是政府拨款、学费和其他商业收益的组合,或者说中国高校既像一个追逐商业收益的企业在参与第一次分配,又像一个食政府俸禄的官办机构在从事第二次分配,偏偏不可能如NGO那样进行第三次分配。
这是由大学定位不清决定的。中国的大学学校不像学校、企业不像企业、衙门不像衙门,如果从体制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大学几乎就是个发育走样的怪胎,张维迎本人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一定要本着推进竞争机制,废除政府管制这样一个方向往下走,如果不是按照这个方向走,无论怎么修修补补……我保证会越来越糟糕。”
而哈佛、耶鲁发展成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者,则是数百年的造化使然,并不是创立之初既如此,更不是其它大学可以轻易达到的境界。因此以中国大学的发展层次,张维迎提出这样的方案有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意思,如果照此实施,可以预见,中国的大学既不会因为提高了学费而增加效率,也不会因之增进公平,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使小集团的既得利益被放大。实际上这一点并不需要多少想像力,在那些与大学定位同样含混不清的半官半商的国字头企业里,这难道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吗?
(信马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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